周恩来谈党史
最近阅读了《周恩来选集》，觉得他对于建党至建国的28年历史，有独到的见解。特摘录几段，供读者参考。每段摘录之前，都有文章标题和年代，以便查阅。
《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1929年9月14日）
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同志之被捕，日期在1929年8月24日下午4时许。在审问时，只被捕五同志到案，照片于被捕当日弄好，按名询问，显然叛徒白鑫已在暗中作证指明。四同志死时的枪声，狱中群众隐约闻见。有一狱犯特杀鸡一只望空致祭，可见其感动之诚！的确，彭、杨、颜、邢四烈士的牺牲是中国革命、中国党之很大的损失！
《立三路线的理论基础》（1930年12月1日）
立三路线之形成不是偶然的，如果在党内没有形成这一路线的基础，则它不会在党内领导机关起领导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在下面三个条件之下来认识立三路线之形成：1，历史的条件，六次大会后有些根本问题没有得到适当的解释；2，党内无产阶级成分薄弱，小资产阶级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这使党的路线有忽“左”忽右的表现；3，立三的思想，在过去的讨论中没有受到强烈的反对。这三个条件，帮助它在领导机关中起了领导作用。
《关于1924至26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1943年春）
（蒋介石）他的军阀思想也是发展的。他让最为人所不齿的王柏龄负责训育。他所能用的就是奴才。对有些骨气不愿做奴才的邓演达，他就容不下；对经王柏龄介绍的何应钦，这第二个奴才，他却非常相信。黄埔军校内的队长都是他的私人。有一次我派了几个左派的人当队长，他就大为不满，撤销任命。
蒋介石在陈独秀机会主义的让步下，巩固了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接着又从党务上对我们展开进攻，这就是5月15日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目的完全在压共产党。
但党中央仍采取机会主义的政策，并且派了彭述之、张国焘来指导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但有人提出意见时，（彭述之）他又引经据典地说这个不行，那个错误。后来张国焘用了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这样，又作了第三次大让步。这是党务上的大让步。
《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1943年8月2日）
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三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
我们党22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了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1943年8月16日）
抗战前，（蒋介石）他也曾夸下又一海口，说“我可以相信，如果有60万以上真正的革命军，能够绝对的服从我的命令，指挥统一，我一定有高明的策略可以打败这个小小的倭寇”。可是，“八一三”上海战争绝对服从他命令的何止60万，也没看见他有什么高明策略打败日本。而现在绝对服从他命令的嫡系军队更不止60万，他反而倒要勾结日本了。可见他的力行哲学，不止是唯心的愚民哲学，也是牛皮哲学，流氓哲学，与希特勒如出一辙！
蒋介石的国家观，是伪托民族国家或全民政治之名，行大地主大资本家一党专政之实，更确切地说，是新专制主义的个人独裁，是法西斯主义的特务统治。他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就是因为他愈觉大地主大资本家之软弱无力，他就愈不敢采用资产阶级的民主方法，甚至连一党的专政也不敢采用，而愈要采用恐怖的手段，实行特务的统治和个人的独裁。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3日—4日）
中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是又要反对资产阶级，这在当时就成为很难理解的问题，虽然俄国1905年的革命就是这样的，但我们没有很好地研究。共产国际第9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精神刚传到中国，我们都去出席“六大”（1928年6月莫斯科）。开会之前，斯大林同志找我们谈话。他主要谈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革命的性质，一个是革命的高潮与低潮。他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并以俄国二月革命为例说明。这样，我们才懂了。“六大”前，中国党是不懂这个问题的。
列宁说苏维埃政权不仅可以用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可以用于殖民地国家。毛泽东同志发展了这种思想，把它发展成为中国的代表会议制。我们现在实行的“三三制”就是各级代表会议制，是真正的民主制度。
当时认为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是失败的，曾给他处罚，解除他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事实上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是成功的。他把起义的农民武装和武汉警卫团带出来，到了井冈山，创造了井冈山根据地和以后的中央苏区。
“六大”对于南昌起义，总结的也不够。我觉得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假使就地革命，不一定能保住南昌，但湘、鄂、赣三省的形势就会不同，并且能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六大”指出广州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退兵时的一战，这是正确的。那时如果采取退却的方针，实行有计划的退却，或同海陆丰农民运动会合，或同在曲江的朱德同志会合，都不会如此仓皇，可以保持更大的革命力量，可以保存更多的干部。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还说他政治动摇。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申冤。
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有其发展过程的。大革命前，有一次恽代英同志看到陶行知他们搞乡村工作，写信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回信说：我们现在做城市工人工作还忙不过来，哪有空去做乡村工作。1925年他回家养病，在湖南作了一些农村调查，才开始注意农民问题。开始他还主张在闽浙赣边创造苏区来影响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到给林彪的信中才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农村为中心。所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发展的。
所以说，“六大”是有原则性的错误，对以后发生了坏的影响。毛泽东同志是正确的，但是，“六大”决议在当时的影响更大，因为“六大”是全党性的，毛泽东同志还没有成为全党的领导，这是党的不幸。
《论统一战线》（1945年4月30日）
大革命末期，武汉时期，不仅依靠汪精卫，还依靠唐生智，依靠冯玉祥，结果落了空。这是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之一。
我记得最明显的是在武汉危急、“马日事变”以后，我们党的中央还仰望所谓农民领袖、基督将军的冯玉祥。当冯玉祥从潼关打到郑州的时候，武汉国民政府的头子就坐专车去接他，我党也派张国焘接他去了。结果，冯玉祥在徐州和蒋介石会面，来了一个大反动，把所有的武汉的人都出卖了，于是武汉全面落空了。这就是依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武装力量不依靠自己武装力量的恶果。
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不分左中右，怕人家说我们分化他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喜欢我们分左中右，陈独秀就作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应声虫。
右倾观点是不要领导权。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就是不要领导权，认为只要说一句风凉话，所谓天然领导权就够了，实际上他觉得既是资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就是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顶多是抬轿子的，顶多搞一些集会、结社、言论、罢工的自由。在农民问题上，陈独秀连减租减息都不赞成，更谈不到解决土地问题了。
这样退让政策的结果，在武汉被解散了三个群众团体（“民先”、“青救”、“蚁社”），后来在华中弄出一个皖南事变。
《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1947年9月28日）
不仅一次证明，而且几次都证明蒋介石不要和平。这就把人民的认识提高了一步：和平不是靠几个协议就能实现的，要靠武力保卫自己的利益，要用武力才能取得和平。
去年一年自卫战争，蒋介石用300万军队进攻我们。一年作战，死伤和被俘110多万，就是说被消灭了三分之一以上。这是从人数上说。从建制上看，蒋介石共有248个旅，被我们消灭97个半旅，平均一个月8个旅，还多出一个半旅，也超过三分之一。
《关于当前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1948年1月）
自民盟在蒋管区被迫并由其一部分领导人接受国民党的命令自行宣布解散后，全国性的第三大党运动已经失败，第三条道路的想法已经破产。
于是情势发展的复杂性，使我党在发展进步、争取中间、孤立右翼的统战政策上，在鼓吹好的、批评错的、揭露坏的宣传工作上，都需要有合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分析。
《蒋管区斗争要有清醒头脑和灵活策略》（1948年8月22日）
现在敌人已向你们发出最后警号了。一切蒋管区的城市，尤其是上海，应实行有秩序的疏散。不论党内党外，凡是已经暴露或为敌特注意的分子，都应设法离开岗位，首先向解放区撤退。
《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1949年4月17日）
我们限定南京国民党政府在20日以前答复，如不接受，则20日我们一定打过江去。再不过江，连南京代表团都说，江南人民实在受不住了。所以不能再延了，再延就太对不起那里的人民了。
《学习毛泽东》（1949年5月7日）
在长征路上，毛主席又提出了他的正确意见，在遵义会议上纠正了错误路线，带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冲出了危险的局面，到达了陕北。最后证明毛主席的主张是对的，多数是错的。
《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49年7月6日）
在这三年当中，我们的伤亡一共是143万人，而消灭的敌人是569万人，就是说我们伤亡一个人，消灭他们4个人。在敌人所损失的569万人当中,被我们俘虏的人数达到70%,即415万,而俘虏中又有280万变成了解放军。俘虏的将级军官，加上上校级的师长，达到927人。
《恢复生产，建设中国》（1949年7月23日）
我们的党在农村中依靠农民，领导他们进行了八年的抗日战争，三年的解放战争，他们对国家的贡献是特别大的。在人力上，农民单是送自己的子弟、丈夫参军，先后加起来就有700多万人。在公粮的负担上，每一个农民每年平均收入大概是400斤小米，要拿出80斤给公家，这就是全部收入的20%。
现在到了城市，我们的开支更大了。还是加在我们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农民身上了。因此，我们城市工作的同志要想到农民。我们工人阶级也要负担同样的辛苦，起到我们应该起的作用。
（202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