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字之差

看了一遍江主席在“十六大”所作的报告，发现对以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作了“微小”的改变，一字之差：少了个“有”字，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

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却让我想了几天，这或许也意味着是一个理论上的“突破”。

回想一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开始是从苏联学来的。记得刚解放时我们什么都学苏联，大人穿列宁装，学生学俄语。搞经济建设更是向苏联学，从机器设备到专家指导，一水儿是苏联来的。再看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理论建设、文学艺术、军队建设等等，也是“一边倒”，照搬苏联的。难怪从五十年代过来的人，都爱听苏联歌，爱看苏联电影。

学苏联好不好呢？我认为不能说不好。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确实曾经有过生命力和优越性。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人们就无法从实践中认识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苏联的强大，反法西斯的战争可能就难以取得胜利；如果没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二十世纪的百年史就不会那样精彩，资本主义就不会遇到与社会主义竞争和相互借鉴的历史机会，人类社会的发展就不能有更多的选择。

新中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也不能说不好。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能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国防、科研和教育体系，两弹一星能上天，确实要感谢苏联的帮助。尽管后来两党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了分歧，尽管现在苏联解体了，但苏联的社会主义、以及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却永远是耐人寻味的，有重要历史价值的。

然而，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和理论基础也自然会给我们留下一些不良影响。比如说：

（1）关于农民和知识分子问题：

“十月革命”前，资本主义在俄国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尽管还比不上英、美、德、法），所以俄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强大和成熟。因而，“十月革命”主要是依靠工人和起义的士兵取得胜利的，农民和知识分子不仅不是革命的主力，甚至也算不上是同盟。只有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才开始做争取农民的工作。从现象上看，苏联初期的革命更加符合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用我们的话说，真正是体现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而中国的国情不同。资本主义在一百年前的旧中国没有得到发展，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占使中国沦为了殖民地，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无法给中国的民族工业和工人阶级提供足够的成长条件。即使按照毛泽东当时的统计，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城镇工人阶级也只有两百万，还不足当时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一。而这两百万工人大部分也是来自农村，在政治上还很幼稚，显然无法单独完成社会革命的任务。而当时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是先进的知识分子，真正在革命战争中起到主力军作用的是中国的农民。由这些先进知识分子创建的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代表了工人、农民和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在苏联人和“共产国际”的眼里，知识分子和农民属于“小资产阶级”，不应当是革命的主要力量，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指责毛泽东是“农民意识”，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长期排斥他，反对他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主张。

但是，毛泽东是对的。尽管工人阶级在罢工和夺取城市的斗争中不屈不挠，但仍然不能取得胜利。而农村根据地的建立，成为了中国革命的摇篮，终于使革命走向成功，这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一大特色。

中国是落后的农业国，办什么事情都离不开农民（因为人多）和知识分子（因为有知识），这就是中国的国情。今天，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建国以来历次改革所走过的道路，就可以发现：每当我们的工作出现问题时，就一定是损害了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利益；每当我们的工作取得成绩时，就一定是调动了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两个阶层的积极性上来了，其他阶层的积极性也就上来了，因为其他阶层都是由这两个阶层衍生出来的。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革命只能是以反帝、反封建为主的民族、民主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五十年，其主要任务应当是解决三农问题，把落后的农业发展为先进的农业，把贫穷的农村改造为富裕的城镇，把农民改变成为农业工人。但是，我们却犯了急性病，提出什么“超英赶美”的口号，搞“大跃进”，刮“共产风”，甚至认为我们一步就可以跨进马克思说的那个“社会主义”了，而三农问题却迟迟没有解决好。现在我们才认识到，我们干了五十年还是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说的直白一些，我们现在还远远没有进入马克思所设想的那个“社会主义”社会，起码在生产力水平上就不够格。所以，我们现在只是处于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或准备阶段。因此，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就必然是个“初级”的、不完善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的国情和特点所决定的，任何良好的愿望都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否则就是空想。

过去说，我们实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换句话说，我国的社会主义不仅有“中国特色”，同时还保留有“外国特色”、或者“苏联特色”的成分。这些“外国特色”就包括“歧视农民、排斥知识分子”，是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的，所以不能再保留下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重视农民和知识分子，尤其在现在，我们更要把解决农民问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当作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来对待。

（2）关于政权和政党：

在苏联建国初期，还没有形成社会主义阵营，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内外敌人的夹击，列宁被刺杀而早逝。在那种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情况下，苏共十分看重政权和政党的“纯洁性”，“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苏共很重视“清党”，不重视“工农联盟”、“统一战线”。后来又面临法西斯的侵略，更加促使苏共搞“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实行“战时共产主义”。

而我们的情况不同。面对军阀和日本人的侵略，我们与国民党进行了两次合作。如果没有“统一战线”，不仅不能取得北伐和抗战的胜利，甚至也没有共产党在中国的一席之地。因为中共的力量当时很弱小，甚至连斯大林都看不起我们。所以，我们党一直把“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三大法宝之一。

但是，我们在“文革”中也曾经错误地强调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绝对权威”，破坏了“统一战线”和民主与法制，甚至也大搞“清理阶级队伍”和“清党”。这恐怕也是苏共留给我们的“特色”吧。

（3）关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

苏联的“战时共产主义”必然会强调以国有为主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这在面对强大敌人的情况下是必要的。如果我们今后遇到强大的敌人进犯、或者是严重的自然灾害时，也需要发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优势。但是，把单一的国有制和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的唯一经济模式和特征，而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显然是错误的。

列宁就提出过，“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入口”；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证明，“公有”和“非公”经济并存，市场与计划并存，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尤其符合中国的发展规律。中国的人口中80％是农民，如果在50年代都进入了国有企业，那么今天我们面临的下岗职工问题就会更严重。中国的国情决定了，目前的所有制形式必须多样化，而且是“小公大私”，“小计划、大市场”，把国有经济和政府干预的范畴尽量缩小，把关系国家命脉和民生大计的重要部分掌握在国家手里就可以了，其他统统放开。

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已经瓦解了，过去我们认为是“修正主义”思潮造成的，甚至是某个人造成的，但我看经济体制和机制的僵化才是主要原因。

我属于留恋苏联式社会主义的那一代人，至今也很尊重列宁和斯大林。不管后人怎样褒贬他们，二十世纪的史书中已经留下了苏联社会主义的不朽篇章，在我看来永远是可歌可泣的一页。

但是，那只是苏联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页。我们在二十一世纪中，也应当谱写出中国特色的一页，而且是纯粹中国特色的一页。

过去我们不敢写出自己的东西，总怕写的不像样子，如果和老祖宗写的不一样就认为不妥，甚至是犯错误。宗教的“经书”自然是不允许随便改写的，只能照抄。但马克思的书不是“圣经”，他本人直到去世都在不断地修改，而且没有写完。他把许多问题留给了后人，列宁接过来写了一段，还是没有写完，因为永远是写不完的。我们向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把它当作理想和信仰，但无论是马克思或列宁，谁也没有把这个理想说清楚。他们所说的一些原则，比如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也无法简单地遵循。我们没有必要自寻烦恼，把自己禁锢在某些对马克思学说教条式的理解之中而不能自拔。

只有历史唯物论是对的，实践才是理论和思想的源泉。一百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活动证明，社会主义没有某种固定的模式，更没有不可逾越的法则。邓小平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似乎是对社会主义最适当的表述了。这种表述，可以包容“非公经济”和私有制，允许合法的市场竞争和“非劳动所得”，有利于调动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可说是一种“宽松、民主、法治”的社会主义理论。我没有研究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我想如果孙先生还在，他也是会同意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甚至他还会同意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认为“三民主义”与“三个代表”也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虽然两者相距百年，但都是从中国的特色和国情出发而提出的革命理论，其实质和内核是一致的，都是对中华民族进步事业的历史总结和升华。

我们常讲，民族的东西同时也是世界的。只有使本民族的事业取得进步和发展，并根据自己的特色总结出经验和理论，才能贡献于全人类。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会取得成功，中国人不仅创造过古代文明和思想，而且也将会创造出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科学理论。这也许就是“十六大”所提出的“创新”精神的含义吧。

2002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