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在哪里？

 

1967年7、8月份，江青等人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文革”的斗争矛头开始指向军队，一些“造反派”弄到了武器，对立的群众组织已不是“拿起笔作刀枪”，而是真刀真枪地干起来。

我们军队院校自然是有军械库的。当时造反派动用了武器，一些头头配上了枪。我们这些所谓“保守派”的群众组织当然得不到武器，大部分学员不愿在别人的枪口下度日，纷纷离开了学院。我虽然还在学院里“坚持斗争”，但也不得不转入“地下”，不敢公开露面。

一天，我和同学小沈发牢骚：“文化大革命，居然变成了‘武化’大革命，变成了内战！过去打日本鬼子、打蒋介石，死了算是革命烈士；现在被人打死，算是什么？”小沈苦笑了一声说：“算你倒霉。”

确实，自从“文革”以来，学院里已经有好几位干部和教员因为受不了批斗和体罚而自杀。还有一位年轻的勤务员小孙，不知怎么得罪了“造反派”，被关在屋里，打得浑身是伤，终于熬不住而自杀。由于他是个孤儿，很久没有人来料理他的后事。

我对小沈说：“我们是军人，不能在这场毫无意义的‘内战’中耗费生命，要死不如死在战场上！”“可是，战场在哪儿啊？”小沈问道。“在越南！”我脱口而出，“对！到越南去！”小沈兴奋地站起来，他是个浪漫色彩很浓的人，往往也爱想入非非。当时正值我国出兵越南、“抗美援越”的时候，所以我认为学外语的人才肯定能用上。于是，我们开始进行周密的计划，准备一个月后动身，入越参战的路线选择在广西“友谊关”。

可是不巧，总参第一届“学习毛著积极份子代表大会”要在北京召开，总参军院校也要选派代表列席，我被选上了，赴越计划只得推迟。大会开始后，我等到接受毛主席接见后就请假离开了北京，直接赶往杭州与等候在那里的小沈汇合。

我们搭上了开往广西凭祥市的火车，然后又转车到达了“友谊关”。“友谊关”坐落在中越边境上的一个小镇，当时整个小镇都成为了总后的一个兵站。“友谊关”处于军事区，戒备很严，如果我们不穿军装、或不带证件，是很难进去的。

我们一到兵站，就找到了兵站的负责人于主任。他是一位很本份的军人，四十岁左右，显然不像我们那样充满浪漫激情。我向他说明了来意，希望能安排我们到前线去参战，也可以应用外语为军队服务。他默默地听完我的陈述，十分谨慎地说：“你们这种情况，我还是第一次碰到。你们要求参战是好的，外语人员也是需要的，不过我要向总参汇报一下，请你们在兵站招待所先住下，等待我的通知。”我们一看有门儿，一个劲儿地向他表示感谢。最后他又加了一句：“现在有些红卫兵偷越边境，跑到越南去参战，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问题，你们是军人，还是要服从指挥。”

我们在小镇上一边等待、一边“体验生活”。这里完全没有内地那种“文革”的混乱局面，没有大字报，没有大批判。镇上充满了前线的战争气氛，军车满载着军用物资驶往前线。在小街上，到处可以见到越南军人在与当地军民交谈，广西的当地语言与越语相近，可以相互交流。镇上甚至也没有商店，似乎实行着供给制，我们在招待所吃饭也不交费。唯一可以买的是香蕉等一些水果，很甜、也很便宜。

镇上的小邮局总是挤满了人，大部分都是军人。我看到柜台上放着一个印章供人使用，拿起来一看，是“烈士遗物”四个字。原来，我们的战士牺牲了，就是从这里把遗物寄回家的，而他们却长眠在中越边境的山岗上。据说一个战士牺牲后，家属只能领到两、三千元的抚恤金，与我后来复员时领到的安置费差不多。

我们来到“友谊关”城楼，边防战士开始不让我们出关，我拿出照相机说，我们就要出国参战了，说不定回不来了，让我们留个纪念吧！战士看我说的真切，终于让我们走出关门，并站在“友谊关”之外留了个影。望着关外的越南山川，战士说前面就是“谅山”，那里就是战区。

终于，总参的电话来了。当我拿起听筒时，一个干部毫不客气地训斥到：“你们不要胡闹！就地等待学院派人来领你们，回校继续参加运动！”放下电话，我对小沈说：我们要求上前线是“胡闹”，回去打“派仗”、打“内战”就不是胡闹？

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在“友谊关”留下的照片也日渐模糊，然而边陲小镇的战争气氛和那枚“烈士遗物”印章却时常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尽管我的军旅生涯很短暂，但却有过一次“上前线”的经历，也不枉军人的天职了。

 

照片：我在“友谊关”                        

 

                     2002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