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牛棚”
“文革”中把有问题的人统称为“牛鬼蛇神”，所以把这类人集中“改造”的地方称为“牛棚”。
在“文革”中，由于我对“副统帅”和“旗手”说了两句不敬之语，被授予“现行反革命”的“高级职称”，并实行了“群众专政”。
所谓“群众专政”，就是把我一个人关在一间房间里。每天去食堂吃饭，必须在胸前挂上写有自己“高级职称”的木牌（大约是400 mm X 600 mm）。在领袖的像前“请罪”后，方可摘下牌子就餐（一些宗教至今还保持着饭前祈祷的传统）。除了写交待材料外，我每天必须负责打扫厕所和喂猪（食堂养的猪）。比较麻烦的是接受批斗，因为我必须马上回答各种质问，不过无论我如何“抢答”，“评委”们都是不会给分的，结果还是“不老实”、“反动透顶”。有时我还要忍受“单独拷问”，就是被人打一顿。我真正尝到过所谓“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滋味，之后很多年里我的面颊仍有痉挛的遗症。
可能是怕“单独看管”会出意外，终于把我送进了“牛棚”。对我来说，进入“牛棚”比单独看管要强多了。不仅个人安全得到了保障；而且还得到一次学习机会。
我们的“牛棚”里关的“牛”，主要是老教授（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和老干部（所谓走资派、叛徒、特务）。我是他们中唯一的小字辈，算是一头小牛犊吧。
刚进“牛棚”时，我感到很不平衡。在“文革”中，当时盛行“血统论”。出身好的人，尾巴翘到天上去；出身不好的，只能夹着尾巴做人。我虽然当上了“反革命”，但仍然自以为出身好，是革命后代犯了错误，与“老牛”们不同！
我被分配到一个老教授的小组里。由于我自以为是“自来红”，所以很不服管。管教人员批评我，我不吭气；但那个当组长的“老牛”也管我，我就火了：“你算什么？！也敢管我！”小组长也是位老教授，运动一开始就被揪出来了，因为他的爷爷是清朝的中堂大人——李鸿章。于是，他一管我，我就拉长声音说：“慈禧听政——，鸿章卖国——。”把他气得够呛，说话都哆嗦起来。现在想起来，蛮对不住这位老人的。
在组里，我比较喜欢王教授和于教授。王教授是留德的，他说在德国学习时，正值法西斯开始得势。一次一个德国青年欺负他，拔出刀子。王教授血气方刚，与对方拼起来。结果两个人都挂了彩，但他为中国人争了口气。他平日像父亲一样照顾我，问寒问暖，还时时劝我不要动怒，要忍耐，一边说还一边偷偷向我摆摆手。从他的眼神可以看出，他对我的关照和他讲的打架的故事，都是真的。
于教授年纪更大些，我进“牛棚”时他已经有66岁了。我对他说，我是你的三分之一：22岁。于教授不像王教授那样总让我消气，而是给我打气：“要坚持住！胜利属于我们！”开始我不太明白，他指的胜利是什么，后来我体会到，他对“文革”及“得势者”也不满。他是老教授中少有的老党员，爱摆老资格，所以和其他教授“不和群”。但他对我很好，时常偷偷跟我说几句话，鼓励我。我们之间甚至约定一些英文暗语和手势，相互传达一些信息。开始我对他存有一些戒心，怕他“出卖”我，后来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如果说王教授在心灵上给了我安慰，那么于教授则在信念上给了我力量。
现在这些老人都已不在了，我甚至没能为他们送行。但他们在那样的环境中冒着风险而给予我的帮助和关怀，完全是无私的、不期回报的，使我对人生有了更深的感悟，这是我在“牛棚”外领会不到的。从“牛棚”“毕业”后，我的“自来红”优越感少多了，我知道一切只能从零开始，从自己的脚下开始。
“牛棚”还允许我进行系统的理论学习，这是我事先没想到的。我从马、恩、列、斯、毛和艾思奇的著作中，较系统地学习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知识。我还作了学习笔记，在走出“牛棚”后的三十多年里，我一直没有再翻阅过它们，已经记不起当年写了些什么。
最近我翻阅了这几本笔记，发现在“牛棚”里我竟然已经研究了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和弊病、生产力问题、私有制的历史作用、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能够缓解阶级矛盾、没有出现社会革命等问题。我甚至还很认真地探讨了外星生命的存在问题，并断言：即使存在，他们的智慧也不会超过地球人类。
看到这些，我不禁在问自己：我在那种失去人身自由、经常接受批斗的环境下，为什么会比今天肯于学习？为何在精神上比今天还要充实？还要有信仰？
在“牛棚”里，我甚至还偷偷地读了一本捡来的英文小说。这使我得以重温自己的专业，为今后的出路打了些基础。
我从来没有埋怨过“文革”，也没有埋怨过“牛棚”。当“副统帅”折戟沉沙时，当“四人帮”走上被告席时，我并没有比别人有更多兴奋，似乎我感到这个结局是自然要到来的。为了这个结局，我和多少人一样，曾付出了代价。但付出这代价是值得的，它可以给下一代换来些平静和教益。
然而，我所学到的东西，却是下一代难以体验到的。有人讲，磨难也是一种财富。“牛棚”也留给我一笔精神财富，让我终生受用不尽。对我个人来说，这段被人诅咒的历史并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
2002年5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