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军之魂
[
资料：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略我东三省。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八.一宣言”，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
1936年“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侵略我华北。
1937年8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
1937年“八.一三事变”，日寇侵略我上海，攻陷南京。
1937年10月分布在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正面战场，台儿庄、武汉、南昌、长沙侵华日军与中国军队激战。
敌后战场，八路军发动平型关、百团大战。新四军挺进敌人的心脏地区与日军作战。]
序
战争说到底还是文化的冲撞。这里说的文化指的是以民族精神为核心的大文化。抗日战争说到底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法西斯文化、奴役文化的冲撞。
五千年的文明对中国来说是个骄傲，也曾是悲哀。
到大宋王朝，文化空有灿烂的外表，而居核心的民族精神已经衰败式微。宋徽宗亲笔花鸟可谓极致，但令拥有女真铁骑的金主更为开心的是，让堂堂大宋国君披着羊皮在地上爬，供其取乐；宋高宗的瘦金体书法风流飘逸，可在军事上却是十足的侏儒，自残武装，仅靠江河天险偏安一方。
自宋以后，中华民族再也看不到春秋战国那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再也找不到荆轲、田单那些个性鲜明的人物，再也没有秦、汉、唐那种横扫六合的霸气。
虽然明代那些自然主义小说反映了市民的慵懒与富足，虽然也出现过《梦溪笔谈》这样“十一世纪的科学座标”，但民族精神腐败的程度却是惊人的。史载：一支二十多个倭寇组成的小武装，从江苏登陆，一路烧杀奸淫，攻县掠州，居然没有军队敢歼灭他们。任由他们凭着随身的长短倭刀，砍杀千里，到浙江从容入海。抗战初期，不也常发生个把日本鬼子“扫荡”一个村庄，成千人“逃难”的怪事吗？
1840年，大英帝国的国会里发生了一场令人注目的辩论：是否与大清帝国开战？英国绅士们不关心“贩毒”是否符合道德规范，他们关心的是大清帝国的GDP。那时的大清国相当于今天的美国，占有全球GDP的30%，而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刚刚接近30%。但甫一交手，清帝国连忙认输、赔款、割地，站在理上的清帝国原来是只纸老虎！根本不具备打仗的精神与勇气。其他列强接踵而来，都沾了便宜。
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强大的装备震撼了整个日本，但那条挂在炮筒上的裤衩等于向日本海军表白，强大的北洋海军仍不具备打仗的精神与勇气！战争的结果可想而知。《马关条约》中国支付给日本的战争赔款相当于日本年财政收入的四倍。
清政府最后的歇斯底里就是利用义和团运动所迸发的热情，向西方八国宣战，但这一次，关圣大老爷也没有保佑老佛爷，《辛丑条约》天文数字般的赔款使中国跌进了悲惨的深渊。
失去了物质与精神优势的中国，一个饱经创伤，四分五裂的中国，还能拿出什么来抵御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
一个不肯站起来的人，注定一辈子趴在地上。
一个不愿崛起的民族，注定要淡出历史舞台。
历史呼唤重铸民族精神，救亡、救国、救民族。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走上前台，担负起了抗日救国的历史使命。从此后中国再也没有在对外战争中输过。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从武昌城头，从罗霄山上，从三年游击战中走来的老红军，他们的奋斗精神，正是铁军文化的核心部分。从上海及东南发达地区汇聚而来的产业工人、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海外归侨带来的新文化、新知识成为了铁军文化的组成部分。最终在与日伪顽匪的殊死搏斗中，经过锤炼摔打，形成了一种伟大的文化，具有伟大文化的伟大军队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
壮哉军歌
周恩来副主席来皖南军部视察，同志们用《歌唱八百壮士》欢迎他，听者无不动容；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回军部述职，同志们用《马赛曲》欢迎他，听者感慨万千。
“我们新四军也应该有一支自己的军歌，让全军唱起来。”
1939年初，应军领导撰写军歌歌词的倡议，陈毅司令员一挥而就新体诗《十年》，讴歌了从国民革命第四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到新四军的战斗历程。
在南国的罗霄山，锻炼成了钢铁的孤军！我们送出了抗日先遣的万里长征，我们留下来，坚持斗争，指引民族再团结，雄鸡破晓，伟大的抗日之声。三年隔绝，四围孤立，增添我们独立坚持的勇气，把游击战与秘密工作结合一起，我们唯一的依靠就是广大的人民……
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周子昆参谋长、袁国平主任、秘书长李一氓等参加过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坚持过三年游击战的职业革命家们全都激动起来，投入了军歌的集体创作。
当陈毅司令员指挥部队在苏南打了胜仗后，回到皖南军部，又根据讨论意见作了修改。当他在心潮澎湃中收笔时，气壮山河的歌词完成了：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战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获得丰富的战争经验，锻炼艰苦的牺牲精神。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扬子江头淮河之滨，任我们纵横的驰骋；深入敌后百战百胜，汹涌着杀敌的呼声。要英勇冲锋歼灭敌寇；要大声呐喊唤起人民。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创造现代的革命新军。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巩固团结坚决的斗争！抗战建国高举独立自由的旗子，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去过西方游学考察，参加过共产国际大会的军领导们，心中已有了国际革命音乐的基本旋律与节奏，可这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新四军军歌》，可想而知，谱曲的难度相当大。
重担落在文化队队长何士德的肩上。
出身广东的何士德，自小就受到过大革命的熏陶，长期专修音乐，受到过意大利音乐家梅伯器的指点，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已经创作了多首抗日歌曲，颇有影响。读着歌词，何士德十分激动。
5月初何士德拿出了第一稿，曲调有些民歌风，由文化队试唱，反映是还缺少雄壮气概和战斗性。
经过艰难的孕育，何士德终于把握住民族危机的那种凝重，救亡志士视死如归的那种悲壮，面向未来与希望的那种豪迈，于是，从黑暗中走出黎明的那支大军的步点，响起在何士德的笔下。
5月底，第二稿完成，由文化队排练，请更多的人来听。宣传部长朱镜我提议最后一句“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最好重复一次，排练中感觉还须重复一次，这样军歌的冲击力就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新四军军歌》诞生了。
1939年7月1日，在云灵陈家祠堂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十八周年的大会上，何士德指挥文化队和到会的两千人唱《新四军军歌》，歌声嘹亮，会场气氛达到高潮。
军歌的两位作者陈毅、何士德互相祝贺。陈毅说：“你的工作意义很大，在文化队培养人才，把军队培养成有文化的军队，教育部队知道我军的任务是为民族生存、社会幸福而斗争。”
在上海离休的老红军阙中一回忆：
干部训练班上，项英副军长给学员讲课，讲的就是《新四军军歌》。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北伐先遣部队就是由共产党员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叶挺将军任团长。该团有坚决、果敢、迅速、勇猛的战斗作风，纪律严明，在北伐战争中，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该团强攻了武汉的天险门户——汀泗桥；以少胜多，夺取了贺胜桥，为北伐战争奠定了胜利基础。人民给叶挺团一个光荣称号“铁军”。1927年蒋介石“4.12”政变后，“铁军”又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
共产党员，叶挺的参谋长，曾被党任命为南昌市公安局长，南昌卫戍司令的彭干臣同志多次组织敢死队，亲自爬城亲自拼杀。作为我军早期的高级将领，常年在风雪交加，草根果腹的环境中艰苦奋斗，以后转战赣东北，壮烈牺牲。
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由朱德同志率领走上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还是沿用具有光荣传统的第四军的称号。
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三省以后，民族矛盾日渐突出，中国工农红军提出北上抗日的主张，为掩护红军主力突出重围，方志敏、寻淮洲领导的抗日先遣队分别被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击破。
方志敏同志被俘后在狱中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昂首就义。
寻淮洲同志身为军团长，严格执行该部队特殊的纪律：凡是战斗中牺牲的同志，身上的衣服必须脱下来给活着的同志穿。因此已牺牲的寻淮洲同志实践了他“赤条条来，赤条条去”的诺言。敌人割下他的头颅送往南京报功，其面部表情极为安详。军团长牺牲时才二十三岁！
今天八省健儿汇成铁流，继承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光荣传统，故名新四军，两年多来，我们没有辜负“铁军”的光荣称号，在扬子江头、淮河之滨打击着日寇，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
可以说，《新四军军歌》的作者，还有武昌城头率领敢死队的彭干臣，还有撰写《可爱的中国》的方志敏，还有“赤条条来，赤条条去”的寻淮洲，还有千千万万的先烈用他们的鲜血与生命谱写了《新四军军歌》。
可以说，“皖南事变”中，用石头砸向敌人，掩护同志们突围，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而自己慷慨赴死的勇士们，继续谱写着军歌；
壮烈牺牲的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等军领导人为军歌注入着新的内涵；
身限囹圄的叶挺军长和上饶集中营的新四军将士们以其英勇斗争，继续为军歌增添新的篇章。
也可以说，新四军在抗战的岁月中，一直没有停止过谱写自己的军歌。
“保持发扬优良传统”，则是新四军各支队谱写军歌的基本内容。
按照军部的编组：
陈毅、傅秋涛领导的一支队下辖第一、二团；张鼎丞、粟裕领导的二支队下辖第三、四团；张云逸、谭震林领导的三支队下辖第五、六团；高敬亭领导的四支队下辖第七、八团，分别以这八个字命名。
在军事博物馆的橱窗中，我们看到陈毅元帅当年写给“良团”的一封信：
赞扬他们的“艰苦作风，是本军中最突出的。”
“没有任何粮饷，没有服装可发，靠各地群众送点熟食，一天只能维持两餐，不仅毫无怨言，还能继续取得战斗胜利，维持模范纪律，这是我军优良传统的保持高度发扬。”
“这是六团的特色，可做本军的模范。这在江南人民群众中都称赞你们这一点。我号召全军同志学习你们这种精神，你们是中国革命的产儿，你们代表全中国的身世和利益。”
在抗日战争中，“良团”是将《新四军军歌》唱得最嘹亮的部队之一。
新四军老战士采访同期声：
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上午，陈毅司令员在江北指挥部机关大会上宣布“皖南事变”发生，我们的军部遭到国民党三战区反共顽固派的袭击，叶挺军长被扣押，项英副军长下落不明。
我们全部激愤起来，国民党顽固派在敌人的进攻前，一溃千里，只有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真枪真刀地与鬼子干，抗日犯了什么罪？破坏抗战才是民族的罪人！闽东来的老红军纷纷把珍藏的红军帽重新戴上，我们战地服务团的女兵也纷纷把国民党帽徽扯下，狠狠地扔在地上，再踩上几脚。苏北的那个村庄的打谷场上全是我们丢弃的国民党帽徽！
不知谁领的头，我们站在凛冽的寒风中大声地唱起了《新四军军歌》，流着眼泪唱，声嘶力竭地唱，首长们和大家一齐唱。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在我的记忆里，那次我真正唱懂了军歌，真正体会到军歌中那种悲壮，那份担负起民族兴亡的沉重的责任感。
1941年1月7日发生“皖南事变”。1月17日蒋介石命令取消新四军番号。1月2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针锋相对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
中国共产党要放手发展，放手抗日了。
《新四军军歌》过去万余人唱，现在是近十万人唱；
过去是八个团唱，现在是七个师一个旅唱；
过去在云岭、茅山、阳澄湖唱，现在要在津浦路两侧、在江淮之间广阔天地里唱。将来还要唱到浙东去，唱遍全中国。
著名音乐家的采访同期声：
作为军歌，共同的特点就是气贯长虹，表现了一往无前的精神，铿锵有力，具备冲击敌人的强烈的节奏。
《新四军军歌》是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军歌之一。
中国古代最早的军歌应该是荆轲唱的那首“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但其中充满雇佣思想，为了报恩，拼死去杀一个人。
岳武穆的《满江红》也是典型的军歌，旧军队都唱。但这里“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说的是“到边关一刀一枪，搏个封妻荫子”职业军人的个人主义情结。旧军队唱着这首歌，没有战胜过任何一支外国侵略军。
《新四军军歌》和《义勇军进行曲》、《八路军军歌》一样，反映了国家危亡、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民族精神的迸发，民族精神的反弹，具有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作用。
这些军歌都是中国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表现出了厚重的文化底蕴，极强的历史穿透力。
儒帅陈毅
新四军军部重建后，从一支队司令员升任军长的陈毅，则是举世公认的“诗人军长”、“诗人元帅”，“诗人外交家”是新四军的大文人。
早年到法兰西勤工俭学的陈毅同志，有极高的文化素养，红军时代就得到人们称道。
南昌起义部队转战途中，正在伤员缺医少药之际，适遇法国修女，陈毅同志以流利的法语，向修女们说明我们的同志是为劳苦大众求解放而受伤的，请修女们发扬基督精神救死扶伤。修女们惊奇红军中竟有如此儒雅之士，欣然拿出药物给受伤的同志们治疗。
红军主力北上留下了四万多的伤员和少量部队，分布在八个省，与中央失去联系，在项英、陈毅等同志的领导下，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争，坚苦卓绝。
陈毅同志因在兴国大营盘指挥作战时右胯负伤，碎骨残留，伤口难愈，他将自己右腿绑在树上，喝令警卫员挤压伤口，血流如注，但听得碎骨“咔嗒”落地声，涂抹清凉油于伤口，伤竟愈！
时逢敌人围剿烧山，陈毅身陷绝境，口占绝命诗《梅岭三章》：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当人们惊叹陈毅同志的气节与文采时，却不知道，在他身上体现出的大文化，原根植于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如果说，鲁迅是革命元老，国学大师章太炎的正宗弟子，那么陈毅同志则是章太炎的门外弟子。与鲁迅一样，陈毅同志也得到了儒学的精髓：严谨治学，身体力行。
同样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中，身处荒郊野岭的陈毅同从缴获的报纸上，惊悉章太炎逝世的消息，立即写诗哀悼：
朴学真髓辨华夷，
转俗成真真向俗。
漫骂天下疯人惯，
晚岁缄默恨有余。
陈毅同志尊敬章太炎，尊敬他的丰富学识、横扫千军的文笔和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特别是章太炎临终前还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他大声疾呼：“日本侵略者想要灭亡中国，中国人应当加紧研究本国的灿烂文化，发扬民族主义精神，唤起爱国主义思想。”
新四军老战士叶芳炎的采访同期声：
我当年在新四军军部工作时，陈毅同志于1939年7月2日写信给我，热情鼓励我象章太炎那样深入研究先秦诸子学说。陈毅同志说，他早年“亦曾究心此道”。他的信中这样评价章太炎：“章为中国革命开创人之一，端在种族革命，而后见时移势变，人士腐化堕落，章则痛恨诅骂，漫骂余子，晚年见国势愈趋愈下，乃退而讲学，其伤心可知。”
陈毅与章太炎是不同时代的人，走过不同的道路，取得了不同的成就，但他们的心是相通的，文化一脉相传，都有一个中国魂。
陈毅同志参加过“五四运动”，与当时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热烈欢迎“赛先生”和“德先生”，信奉了马克思主义。陈毅同志与我们党的老一代革命家一样，是当时先进文化的代表者。
陈毅同志率领东进中的新四军，谁也说不清楚，他表现出来的那种人格魅力，那种气质，那种威严，那种自信感染了多少人，团结了多少人，震慑了多少人，又折服了多少人。
陈毅初到茅山，就遇到一个“独立王国”的无冕国王纪振纲。此人当过吴佩孚的团副，出过国，留过洋，既是企业家，又是政客，拥有二百余人的私人武装，装备精良。他的“茅麓农林实验农场”的牌子竟是北洋“大总统”黎元洪所写。他自称在茅山是“四十万投资，二十年经营”。新四军要在茅山立足，不能不做此人的统战工作。
陈毅对纪振纲说：“我们新四军是鱼，老百姓是水，我们抗日是全民族的正义之战，一定得到人民的拥护。今天看到江南的群众好得很，其中包括你这样大经理的江南名士，为我们想得周到，各方面支持我们，这就是汪洋大海，我们就如鱼得水。俗话说：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茅山不大，但毕竟还有三十六峰，七十二岬，方圆数十里，还是可以飞，可以跃的！我们决心在这里站住脚，我们一定能打败侵略者！”
陈毅历数新四军战绩：初战韦岗，“脱手斩得小楼兰”；攻打新丰车站，火葬日军一个中队……陈毅侃侃而谈，纪振纲热血沸腾，对新四军大为钦佩。
纪振纲对新四军的联络人员直翘大拇指：“你们的陈司令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文武全才！”一再表示不当汉奸，拥护抗日。亲自组织人为新四军送情报、设立税卡，购买枪支。支持新四军组织的镇江、丹阳、金坛、句容四县抗敌总会。最后，干脆把公司的自卫武装连人带枪全部交给新四军，由他负责供应。纪振纲迁居上海后，还不断为新四军筹集捐款。
韩国钧，字紫石，江苏海安人士，清末举人，民国初年出任江苏省民政厅长，已是八十四高龄的他，在苏北上层人士中可谓德高望重，国民党反共顽固派韩德勤集团中不少高级军官都给他送过“门生”的帖子。争取他同情支持新四军十分重要，但又十分不易。
1940年春，韩紫石想试试新四军这位陈将军的深浅，出一上联：
陈韩陈韩，分二层（陈）含（韩）二心。
陈毅笑答：“紫老，谁说我们‘分二层含二心’？”请听下联：
国共国共，同一国共一天。
韩紫石听罢，掀髯大笑道：“国家有幸，将星照东南！”随即挥毫，出一对联，书赠陈毅：
著述六家胸有甲，立功万里胆包身。
紫石先生遂成我党我军的挚友。
面对韩德勤的蠢动，陈毅多次给“紫老”写信，力陈我军团结抗日的主张，请他出面斡旋，调停磨擦。信中说：“夫大敌当前，义无小我，抗战苦力不足，而私斗至此，感叹难言！宋明不亡于外寇，而亡于内部私战之争，东林旧事，南都偏安，思之心悸然！……毅部虽无名无食，亦乐死疆场甘之如饴也。”
紫石先生大为感动，亲自邀请苏北绅商知名人士座谈，协商停止磨擦，一致抗日。会后分电苏北各军事长官，得到各方赞成。
韩德勤自持手握“雄兵十万”，执意破坏抗日大业。在我主动退出姜堰之后，仍发兵攻打黄桥，轻狂地声称“把新四军赶到长江里去喝水！”并含沙射影地中伤爱国人士为“亲共分子”、“失意政客军人”，各界人士无不愤然。
紫石先生对送信的管文蔚同志说：“和谈已经无望，请转告仲弘将军好自为之。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新四军是得人心的。仲弘将军有管（仲）乐（毅）之才，韩非其敌。胜利之后，请仲弘将军再来舍间小叙。”
黄桥决战果如紫石先生所料，以新四军大获全胜，韩德勤损兵折将而告结束。韩德勤反共媚日的本质彻底大暴露，彻底孤立于苏北军民。
韩国钧老先生最终拒敌诱降，以死殉节。陈毅同志为失去这位挚友，不胜悲痛。在《悼韩紫翁》诗中，陈毅写道：
林下疏河爱黎庶，
晚景抗节挫敌酋。
我党我军一度将海安县改名为“紫石县”，以纪念这位品德高尚，保持民族气节的老朋友。
陈毅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击敌、联李、孤韩”。这是根据毛主席党中央指示和对苏北各种势力的分析提出的。“击敌”是抗日战争的根本任务，“联李”是争取苏北中间势力，“孤韩”是孤立反共顽固派。陈毅把同韩德勤争夺中间势力，作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解决苏北抗日领导权的重要环节。
泰州的李明扬资格老，是老同盟会员，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湖口之战的领导人，北伐战争时的师长、副军长，抗战中受过韩德勤的软禁，李韩矛盾很大。李明扬属于有爱国意识的将领。“二李”中的李长江则比较反动，处事卤莽，且手下多流氓、土匪。为做“二李”的工作，陈毅于1939年数月之内三进泰州。又联合又斗争。既帮“二李”解决了运送弹药的燃眉之急，又在郭村给寻衅闹事的李长江以迎头痛击。行事有理、有利、有节，确保“二李”中立。新四军与韩德勤黄桥决战时，“二李”果然作壁上观。
新四军老战士，李明扬外甥女王剑云采访同期声：
1950年，李明扬在上海过六十寿辰时，上海市长陈毅到李宅祝寿。
席间，陈毅说：“师公（李明扬字师广）的五十大寿是泰州过的吧？”
李明扬说：“是的，回想起来惭愧已极！”
陈毅哈哈大笑：“那有什么好惭愧的。你我之间，是结下不解之缘了。那时，我是专程派人给你送五十寿仪的。”
李明扬连说：“惭愧，惭愧，我们那个李长江翻脸不认人，发起了郭村之战。”
陈毅笑道：“我们那个叶飞也是少年气盛，历史嘛，真是不打不相识嘛！”
1978年11月17日，李明扬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九岁。此时陈老总已经先走一步了。追悼会由粟裕同志主持。悼词提到：李明扬在全国解放后，历任江苏省农林厅长、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特别说到：“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对新四军消灭国民党顽固派八十九军，取得黄桥决战的胜利，起了一定作用。”
原江苏省省长惠浴宇遗孀顾静同志采访同期声：
惠老对陈毅同志非常敬仰，自称是“陈毅迷”。 惠老说：“‘陈毅迷’者难以数计，至今迷不稍减，信不稍逊，情不稍衰。我便是其中之一。”
“我们这些人自然是先参加了革命才得以成为陈毅部属并成为‘陈毅迷’的，但也有不少人是先成为‘陈毅迷’，尔后才逐步坚定地拥戴支持我党我军的政策的。陈毅同志象一个巨大的磁场，凡爱国的各界各派的文人武士，海内豪杰，奔走归来。”
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陈毅军长魅力四射。
当陈军长戎装笔挺，威风凛凛，背后紧随二十匹枣红马，一律斜挎“盒子炮”的卫队时，那是去和“友军”打交道的；
当陈军长轻装简从，身着长袍马褂，一派名士打扮时，那是去找地方士绅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
当陈军长打着绑腿，带着参谋人员急如星火地外出时，那是下部队组织抗击日伪军，保卫根据地的；
当陈军长卷着裤腿，头戴草帽，带着机关人员下乡时，那是去深入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的。
陈毅的麾下统战人才如云，不乏象罗炳辉义服刀会，陶勇收编海匪，陈玉生“开香堂”瓦解伪军这样的将军，也不乏象朱克靖、惠浴宇、陈同生这样单骑斫营，嬉笑怒骂皆文章的知识分子干部。
整个江淮之间，除了日伪军占据的几个孤点之外，全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天下。统一战线发挥了强大的威力，抗日民主政府建立起来了，群众发动起来了，甚至伤员都可以送到日军鼻子底下的上海等大据点医治。八路军与新四军并肩战斗，抗日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实现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意图。
[ 航拍。皖南的崇山峻岭，青松翠柏；江淮大平原，河沟纵横。
《司令.严师.兄长》的大书出现于背景之前。]
一位新四军老战士深情的声音：
陈总，敬爱的陈总！请再给我一个晋见您的机会吧！您在“奈何桥下集旧部”时，千万不要把我忘了。我知道，若是能再见到您，您一定不准我说这么多好话的。我既企望参加您“十万旌旗斩阎罗”的事业，那时侯怕是又忙得连说话的机会也没有。
铁军铁哥们
她，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对任何人都有着如沐春风般的亲切和蔼；
她，是个热烈的爱国者，华夏大地上的一草一木都牵动着她的心。
前线的战士，想起她端庄美丽的形象，都会从心底里浮现两个字“国母”；
与她朝夕相处的工作人员，都会由衷地感到她是一尊活生生的“玉观音”。
对八路军、新四军而言，宋庆龄先生只能称之为“铁哥们”最为贴切！
何谓铁，棒打不散，刀劈不移；何谓哥们，有难同担，有福同享。
宋庆龄先生忠实地实践着孙中山先生生前制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伟大朋友。
1937年12月23日，宋庆龄先生离开了她居住多年的上海法租界莫利哀路29号，登上停泊在黄浦江上的一艘德国邮船，缓缓驶离这块饱经战火蹂躏，支离破碎的土地，前往香港。
此时，日本鬼子已占领除租界“孤岛”以外的整个上海，已攻陷南京，疯狂地烧杀抢掠，把江南大好河山变成人间地狱。
中国共产党非常关心宋庆龄先生的安全，特地从延安拍来了电报。宋庆龄先生接受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建议，前往香港。
不过宋庆龄先生不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而是香港有着更重要的事情等她去做。为了支持抗日战争，为了支援正在前线奋勇杀敌的八路军、新四军，她已在香港发起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
[ “保盟”全体委员照片特写。
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保盟”秘书廖梦醒、名誉秘书克拉克夫人、名誉司库法朗士、《保盟通讯》主编爱泼斯坦、司库邓文钊，在香港干德道11号2 A宋庆龄寓所兼“保盟”会址门口合影。]
胡立教采访同期声：
新四军成立初期，“保盟”就捐助了通讯设备。
1938年初我从延安军委二局调往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任通信科长，途径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时，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命令我陪同叶挺军长到香港购买通讯器材。我们到香港后很快从廖承志那里取到了这笔款子，购买了一批无线电台原器件。回到了皖南后，立即同党中央建立了电讯联系。各支队都配上了电台，接着，各独立团也配上了电台。军部和各支队机关都使用了电话。这样确保了中央和军部的命令下达，情报的传递畅通无阻。对新四军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深深地感谢宋庆龄先生和“保卫中国同盟”。
1938年秋天，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在叶挺军长的陪同下，参观了新四军的，“竹子医院”，看到根据地非常缺乏医药器材，许多伤员得不到良好的治疗，于是建议叶挺军长立即派人去香港，争取“保盟”的支援。
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大”沈其震大夫得到了这个特殊使命。
胆大心细的沈大夫，携带三件宝：由史沫特莱打在一方洁白的丝质手绢上的介绍信、自己拍摄的反映新四军战斗生活和医疗条件的小型电影胶卷、缴获的日军军旗家信护身符等。途径上海，沈大夫不失时机地举办了一个介绍新四军战绩的展览会，尔后登上去香港的轮船。
廖梦醒引见了令沈其震大夫景仰已久的宋庆龄先生。
沈大夫恭敬地说：“叶挺同志向您问好。”
宋庆龄先生看完了史沫特莱的“手绢介绍信”后，亲切地对沈大夫说：
“叶挺军长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北伐时他就一直冲在前面，现在又是他冲在最前面去了。”
叶挺将军深得宋庆龄先生的赏识，他原来就是孙中山大元帅府的警卫二营营长。宋庆龄先生对叶挺率领铁军一往无前的英姿记忆犹新。叶挺将军出任新四军军长，得到了宋庆龄先生向毛泽东、周恩来的鼎力推荐。
新四军很快就得到了来自上海、香港的一批手术器械和大量药品，甚至包括世界上刚刚发明，国内还没有的，叫“白浪多息安”的消炎特效药。
长江中下游的冬天是严酷的，尤其是西伯利亚的寒潮袭来的时分，又湿又冷，透肤澈骨。长期居住在上海的宋庆龄先生深有感受。1938年数百名新四军伤员死于寒冷。
宋庆龄先生看着摆在案头的，来自沈大夫的紧急电报：“在较远的地方受伤的勇敢的战士们，要冒着严寒与大雪在没有遮盖的担架上被抬送几天，他们的困境是难以言表的。”
宋庆龄先生向全世界大声疾呼了：
“在9月份之前把二万条毛毯运给我们，将在今后长期的斗争中，救护十万名伤兵。”
10月宋庆龄先生又在《给外国机构的一封信》中，把毛毯列为中国抗战前线最需要的物质之一。
她多次呼吁：“帮助中国就是帮助你们自己！”
宋庆龄先生的人格魅力和崇高威望得到了积极的回应。
源源不断地来自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的毛毯通过轮船、飞机运交给了“保盟”。
宋庆龄委托由路易.艾黎和斯诺夫妇发起组织的中国工业合作社，在1939年冬天来到之前，生产供应给新四军五万条军毯和近四万件大衣。
“两万条毛毯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军毯和大衣挽救了大批伤员的生命，温暖了无数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新四军指战员的心。
1939年冬，叶挺军长在沈大夫的陪同下走进了香港宋先生的寓所。叶军长是专程来向先生致谢的。
这里已闻不到炮火硝烟，空气中弥漫着宋庆龄先生亲自煮咖啡的香气；
这里没有前线萧杀的气氛，处处洋溢着母亲企盼游子归来的暖暖亲情。
叶挺军长说：“谢谢孙夫人，谢谢‘保盟’，我们要以更大的胜利来报答孙夫人的关怀。”
宋庆龄先生遵从母训，梳着中国式发髻，衣着朴素，生活简朴。她亲切地与叶挺军长谈论着国内外局势，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取得的胜利表示由衷的欣慰。她在地图前向客人介绍保盟支援八路军、新四军的路线。
[ 地图，动画红色的箭头。]
“支援八路军的物资，由海运到海防、仰光，再从中缅公路用卡车经大理、昆明、贵阳、重庆、成都、西安，运到延安及山西五台山八路军总部去。支援你们新四军的物资，从香港海运到温州，先用卡车运到宁波，到没有公路的地区，就组织人挑肩扛到皖南。”“这个工作由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负责。还有上海分会直接将物资送给你们。”
果如其言，“保盟”上海分会先后两次给皖南送去了奎宁、霍乱疫苗、消毒包、蚊帐用料等珍贵物资。
令宋庆龄先生始料不及的是，这支英勇的抗日部队竟遭到反共顽固派的袭击，并被取消了番号，叶挺军长被扣，无疑是向她心窝捅刀子。
宋庆龄马上联合何香凝等爱国人士通电蒋介石，严正指出：“弹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的危险，今后必须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
针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封锁“皖南事变”消息的行为，《保盟通讯》详细报道了事件真相，将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媚日的阴谋大白于天下。
为了让宋庆龄放心，组织指派沈大夫三去香港，向先生报告近况。
宋庆龄一见到沈大夫旧急切地问：“我们这次损失这么大，还有力量吗？”
沈大夫详细地报告了军部重建的情况。
同时说：“请您放心，党中央、毛主席都在延安嘛。”
“哦，延安。”宋庆龄先生放心了。
刘少奇政委亲自带着沈大夫去延安，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宋庆龄先生始终支持新四军的业迹。毛主席对此十分赞赏和敬佩。
抗战胜利了，宋庆龄先生从重庆回到了阔别八年的上海，将“保卫中国同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宋先生任主席，美国友人谭宁邦为总干事，廖梦醒为秘书。
[ 上海外商颐中烟草公司大楼，宋庆龄办公室。全景。宋庆龄照片定格。]
基金会工作重点为：
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其他半官方团体所提供的国际救济资金和物资中，为战争中出力最大、损失也最大的解放区，争取他们应得的一份。
宋庆龄的目光情有独钟地投向新四军战斗过的地方。
1945年9月，新四军三师在黄克诚师长的指挥下，一举攻克淮阴、淮安两城。这样，苏北、苏中、淮南、淮北的抗日根据地就连成了一片。
以张鼎丞为司令员，邓子恢为政委的华中军区司令部就设在淮安城。淮安城以北数里，大运河自然形成的湖心岛上，设立了华中军区直属医院，为夺取抗战胜利而负伤的千余名伤员都集中在这里。
新四军老战士齐仲桓大夫的采访同期声：
1946年春节的大年初一，我陪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分署代表，奥地利人严裴德受宋庆龄委托前来考察，以便向她提出报告，研究确定援助方案。
奥地利记者，共产党员严裴德操着生硬的华语说：“孙夫人宋庆龄女士经常赞扬解放区军民抗日的功绩，更加知道解放区缺医少药。你们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一定报告孙夫人。”
军区卫生部长齐仲桓详细地说明了直属医院需要的药品、医疗器械等，严裴德做了认真的记录。
不久七百多条大小船只从上海运来了一座现代化医院所有的设备和药品。其后中国福利基金会又从上海运来五十箱西药。
为了表示对宋庆龄先生的忠心感谢，张鼎丞司令员、邓子恢政委亲笔写给宋庆龄一封感谢信：
孙夫人宋庆龄先生：
蒙赠送西药伍拾箱，已如数点收。隆情厚意，至位铭感。特代全体指战员致谢。特此奉候，并颂
暑祺！
张鼎丞 邓子恢
六月二十九日
[ 宋庆龄陵园。松柏围绕的汉白玉宋庆龄雕象。鲜花簇拥，白鸽飞翔。]
中国共产党永远感谢伟大的朋友宋庆龄先生。
[ 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与宋庆龄并肩而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永远感谢宋庆龄先生在抗日战争那些艰苦的岁月里，作出的卓越贡献。
[ 历史资料，宋庆龄在抗战中。]
战歌里的故事
粟裕将军打开缴获来的收音机，里边传出日本法西斯音乐。粟裕对文工团的沈亚威说：“你听听，这乐曲，很虚伪，也很有欺骗性，这就是日本军歌。敌人用它鼓舞法西斯士气。我们也要用自己的革命歌曲鼓舞我们的军队。你明白吗？作曲家。”
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陈毅司令员都是这么要求的。
从国统区到皖南军部的作曲家何士德、孟波、任光是这么做的。
在盐城“华中鲁迅艺术学院”任教的章枚、沈亚威也是这么做的。
自“鲁迅艺术工作团”分配到部队的黄苇、赵杰都是这么做的。
音乐家们下到部队，写下多首鼓舞士气的好战歌。新四军每次战斗、每出一支英雄部队、每出一个战斗英雄，都跟着一首好歌。
新四军战斗经历是一部带有旋律的英雄史诗。
1938年5月11日，新四军第四支队在巢县蒋家河口打响第一仗。在高志荣的指挥下，全歼下乡为非作歹的日军二十余名，我军无一伤亡。
6月中旬，新四军先遣支队则在江南敌后首开处女战。粟裕亲自带领八十九名精干的战斗人员，直扑镇江以南三十里的韦岗，成功伏击日军一个车队。三十分钟歼灭三十余名日军。其中包括土井少佐和梅泽武四郎大尉。
与此同时，陈毅率新四军第一支队挺进江南茅山地区。花子岗伏击战、新丰战斗、夜袭句容城、伏击敌火车、小丹阳反“扫荡”、击破禄口桥等战斗都获胜利，新四军第二、第三支队遍地开花，威名大振。
许晴、孟波的《中华民族好儿郎》高唱道：“春天的太阳放彩光，胜利的歌声响四方！我们是中华民族好儿女，千锤百炼已成钢，从不怕千难和万险，坚持抗战在敌后方。”这是新四军东进抗日的真实写照。
新四军老战士曹鸿胜采访同期声：
1939年元旦，国民党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冷欣，见新四军屡有斩获，心存嫉恨，恰好在路上“检”了一名日本病俘，想在陈毅面前炫耀一番。届时大员莅临，冷欣向日俘一一介绍，这是某司令，那是某军长，日俘要么乜斜着眼，要么不动声色。当介绍到陈毅司令员时，日俘“啪”地跳起来，立正，对陈毅鞠了一个日本式的躬。问之为何，日俘答：“日本军人尊敬勇敢的军人，新四军能打仗，陈司令是能打仗的指挥官！”冷欣自我解嘲地说日俘一定是“左倾分子”。
“勇敢队！勇敢队！冲锋在前视死如归，冲过铁丝网，壕沟挡住谁？”
1940年9月新四军挺进纵队围攻伪军头目张少华盘踞的姜堰，陶勇的二纵担任主攻，两个排组成“勇敢队”用大刀砍断电网，从碉堡群中猛插进去，首先打掉张少华的司令部，一举解放姜堰，歼敌千余。
李增援、章枚歌颂此战勇士的《勇敢队》，成了新四军部队的经典歌曲。
在我军主动让出姜堰，韩德勤得寸进尺，逼我进行黄桥决战时，李增援、章枚合作了另一首脍炙人口的《黄桥烧饼歌》：
“黄桥烧饼黄又黄嗳，黄黄烧饼慰劳忙哩！烧饼要用热火烤嗳，军队要靠老百姓帮，同志们呀吃个饱多打胜仗多缴枪！”
反映了黄桥打得激烈时，爱国人士朱履先和黄桥商会冒着呼啸的子弹、炮弹，挨家挨户地动员店家开门，为部队赶做烧饼和各种点心，支援我军。
此时，粟裕已带领机关人员杀向被顽军冲开的东门，陶勇的参谋长张震东脱了光膀子挥舞马刀，率部队冲向敌群，党政领导陈丕显、管文蔚、钟民也率民工、人民群众拿着大刀长矛涌向东门，硬是把敌人顶回去。
陈毅则指挥叶飞、王必成把顽八十九军、顽独立旅收拾得干干净净。
是役消灭顽军一万一千人，俘敌三千。击毙中将李守维、翁达。韩德勤一蹶不振。基本排除了新四军苏中抗日的最大障碍。
11月7日，新四军陈毅、粟裕部与八路军黄克诚部胜利会师。
刘少奇同志对陈毅说：“祝贺你胜利地完成了挺进苏北、夺取苏北抗战领导权之艰巨任务。”
当初留在阳澄湖畔三十六个伤病员发展起来的新四军六师十八旅是全军文化水平最高的部队。团基本没有文盲，营高中毕业生就有三十多名。谭震林师长曾说：“十八旅文化水平高，产业工人多，建议给中央当警卫团，那该多好啊！”
这可是一支会唱歌能打仗，敢于刺刀见红的部队！
这里人人都唱歌，处处有歌声，连队是合唱队，战士是歌手。
他们拿手的歌曲为《新四军军歌》、两部合唱《你是游击兵团》、三部轮唱《保卫黄河》。全团会唱的歌曲八十九首，其中自编的新歌四十九首。
1944年五十二团在车桥战役前举行的赛歌大会上，比赛《我们勇猛地跟进》，这首歌是歌颂大官庄战斗中牺牲的一营长陶祖全和副营长叶成忠烈士的。一营官兵含着热泪激情高唱，感动了团政治部主任彭冲为首的评判小组，宣布一营获得第一。这次赛歌会也成了车桥战役的战前动员大会。
《我们勇猛地跟进》赵杰词，黄苇曲。
寒光照碉堡，血花洒战场。智勇双全的陶营长，以身作则党性强，四次流血不退让。三猛顽强的叶营副，杀敌常在前，文化学习最努力。营长有打得、跑得、饿得的作风，营副有猛打、猛追、猛冲的传统……你们光荣的牺牲，但是永远活在我们心上！学习你们的作风，继承你们的传统，我们踏着你们的血迹，勇猛地前进！勇猛地前进！
战士海有鱼历次战斗表现勇敢，淮北朱开大桥一战，突击在先，拼杀敌人十余个，荣立二等功。战后，海有鱼悄悄请求文化干部黄苇：“要是我光荣了，你能给我写只歌吗？让全团唱得响当当的。”不久，在三垛伏击战中，海有鱼的刺刀把一个鬼子钉死在墙上，同时自己也腹部中刀，壮烈牺牲。
黄苇言而有信，立即写歌颂扬：
大海里有条英雄鱼，经得起巨浪冲打，熬得住狂风暴雨，在搏斗中，勇敢冲向前！海有鱼，海有鱼……你永远激励我们：勇敢向前、百折不挠，掀起大海波涛，把鬼子统统埋葬掉！
日本侵略军素来号称具有武士道精神，关键时刻白刃相见。可保卫军部的顺河集一战，证明了新四军迸发出来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已彻底压倒了武士道精神。
新四军老战士，原五十二团排长唐国平的采访同期声：
顺河集白刃战是一场遭遇战。兵力上我并不占优势。敌人有日军一个大队和伪军一个团，我方只有一个半营。但我军刺刀杀出威风，那个公路大堤上，尘土飞扬，杀声震天，刺刀撞击，叮当作响，到处有我们捅死的日本鬼子。
那是在1945年的大年初五。日军侦知我新四军二师主力已开赴津浦路以西，纠集淮阴、宝应、高邮、扬州、仪征、六合、盱眙、来安八处的日伪军分进合击，奔袭我黄花塘新四军军部。我五十二团驰援，正好在顺河集遭遇淮阴进犯的日伪军主力。我五十二团分兵赶赴黄花塘保卫军部，其余的四个多连在团长与参谋长的指挥下，固守公路大堤，经一天的阻击，数度白刃肉搏，打垮日伪军十四次冲锋，击毙敌人二百七十名，包括日军七十名。天井大队长被胡乾秀参谋长二百米外一枪毙命，敌人狼狈败退。此战，敌我伤亡为七比一。
战后，黄苇写下《血战顺河集》，部队传唱，勇气倍增。
“看哪！我们的勇士达达的机关枪，在点鬼子的名，成排的手榴弹阻挡敌人的进攻。勇士们！端起刺刀来跟他拼！”
新四军一师高唱着《勇敢队》、《我们勇猛地跟近》、《大刀进行曲》雄赳赳气昂昂地奔赴前线。
车桥战役，攻坚与打援配合得天衣无缝，战役的阶段转换堪称艺术。歼灭日寇四百六十人，伪军六百余人，拔除周边据点十二处，使得苏中、苏北、淮北、淮南四大根据地连成一片。
被俘的二十四名日军被押到司令部。六十五师团的三泽大佐，负了重伤仍威势不减，恶狠狠地瞪着他的部下。
敌工部长陈超寰向他介绍粟裕将军时，日军俘虏震惊不已。
三泽还不相信地说：“怎么，这个人就是在韦岗、官陡门大败我军的飞天神将粟裕？”粟裕微笑点头。
三泽长叹一声：“两军对垒，必有一败，然而败在粟裕将军手下，乃顺理成章的事，算不得耻辱。”三泽因伤重，死在战地医院。
一名中佐脱帽向粟裕深深鞠躬：“我佩服新四军作战巧妙，惊叹新四军士兵攻击精神旺盛。”
另一位中佐也说：“我现在完全清楚了，不论战斗意志也好，战斗指挥也好，我军都比新四军低下。”
战俘们说对了，经过长期抗战磨练，新四军的战斗力已经超过了日本军队。
新四军老战士姚力的采访同期声：
高邮之战，日酋岩奇大佐已经率部投降，交出了所有武器，但一再请求将祖传的宝刀带回日本，得到谅解后，他深感侥幸。第二天粟裕将军接见他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双手捧着宝刀，向粟裕将军一躬到底，说：“谨将这柄远祖相传的紫云刀，敬献给久已仰慕的中国将军。”
出身名门贵胄的日本武士，将世代相传的宝刀视为精神象征。曾几何时，日本第十军军长柳川在南京大屠杀后说：“试问日本哪一位将军的军刀上没沾过血，战争还分得清士兵和百姓吗？将军夸宝刀，功在杀人多！大和民族的武威离不开一柄青锋杀人刀！”
岩奇此举也证明了日本军人在精神上彻底输给了新四军。
为大力宣传新四军的革命精神，车桥战役后，陈庆良作词作曲《战斗英雄朱长明》，歌颂在战斗中牺牲了的英雄：
“车桥战斗打鬼子，英勇牺牲留英名！朱长明，朱长明，勇敢杀敌有名声，战斗英雄天下闻，你勇敢的故事鼓励我们勇敢！鼓励我们向前！”
俞德丰作词的《曹娥江水慢慢涨》曾风靡浙西抗日根据地。
“曹娥江水慢慢涨，章镇好风光，沟通四明连会稽，过了会稽是富阳，军区老大哥强渡富春江，要打通浙西、浙东，要保卫人民解放，要驱逐敌寇肃清魔掌，连成一片无阻挡，沦陷区要重光，重大责任在肩膀，及时练好本领，会合老大哥，缴枪打胜仗。”
这首歌反映了新四军南北联手保卫浙西抗日根据地的决心。这时，抗日战争已接近尾声，日本侵略军收缩兵力，加紧“扫荡”上海周边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准备抗击美军登陆；南京伪政权准备后路，加紧与国民党联系“共同反共”；蒋介石于1945年5月秘密颁布《清剿沦陷区奸匪后配合盟军登陆之方案》，日、伪、顽、匪又一次联手了，一时黑云压城城欲摧。
八年抗日战争中表现极差，专事反共摩擦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已调集十四个师六万六千人，在上官云湘的指挥下，于5月27日向我浙西抗日根据地杀来。
粟裕集中了新四军包括叶、王、陶在内的十来个团的兵力，在新登、孝丰与国民党反共顽固派顾祝同部打了一场货真价实的运动战，毙伤顽军三千六，俘获两千九，其中包括消灭顽军第五十二师，为皖南烈士报了血海深仇。
粟裕在《苏中战役》一文中提到浙西反顽战役：
可以说国民党顽固派对浙西抗日根据地的多次进攻，不仅没有消灭我们，反而使我们在抗日战争后期提前实现了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
新四军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已经发展壮大。其主力兵团已成为能够压倒国民党“五大主力”的革命力量，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铁军小子
你见过矗立在上海南京路上的“锦沧文华”大酒店吗？象不象一尊素面朝天的美人？气质是那么地高雅，内涵是那么的丰富。
美国旅游杂志《CONDE
NAST TRAVELLER》赞道：“这家有着世界知名度的酒店拥有一流的设施，地理位置极其优越，无论你要到哪里，交通都十分便捷，就连熟悉的星巴克咖啡店也只是几步之遥。伫立在酒店大堂正中的‘郑和下西洋’，漆刷壁画更是充分体现了中国的传统雅韵。”
这家酒店已第二次获得“世界最佳酒店”金奖的殊荣。
这家酒店凝聚过彭伟光的智慧，挥洒过彭伟光的汗水。
彭伟光，我军早期领导人彭干臣的儿子。父亲牺牲后，母亲辗转把小姐弟二人带到新四军二师。在抗日战争那艰苦的岁月里，小姐弟就跟着部队走，战场是大课堂，父兄都是老师。姐姐以后成为了我军一位优秀的医务工作者，而弟弟被培养成为无线电、外交、外贸的专业人才。在上海锦江集团工作期间，担纲建造了“锦沧文华”大酒店。
彭伟光的采访同期声：
1956年一个周末的下午，组织上通知我，周恩来总理要请我去“西花厅”作客。邓颖超妈妈到门口接我，周总理到晚上九点才回来，一进门就拉着我上下端详，连声说：“是彭干臣的儿子，是彭干臣的儿子。我以为你们都没有了。”总理说：“1860年以来，无数革命先烈英勇捐躯，我只是一个幸存者。”接着又亲切地讯问在哪里读书，读什么，鼓励我学成后要好好为人民服务。
这么多年来，铁军精神和周总理的鼓励，一直是我做好一切本职工作的力量源泉，希望以实际成就祭奠总理和父亲的在天之灵。
你见过淮海战役纪念馆正厅墙上那幅大型油画吗？你为解放军突破国民党反动派设下的“汽车防线”所表现的那种一往无前的精神，那种气壮山河的威力而震慑吗？火光熊熊，杀声震天，这样的神韵数十年来，历久不衰。
油画的作者是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正军职创作员陈其。
陈其当初是一个铁军少年，1942年，十四岁的他离开盐城，来到新四军三师，最初给部队首长当公务员，后参加“新安旅行团”、苏北军区文工团、新四军军部文工团、三野文工团直到解放后送往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中央美术学院深造，成为了一名军中画家。
陈其的采访同期声：
新四军中文化人多，他们见我喜欢美术，都鼓励我拿起画笔，表现祖国的大好河山，表现人民军队精神风貌。我以后能够到高等学府深造，与我在新四军中打下的基础和积累是分不开的。
你为电影《暴风骤雨》、《早春二月》感动过吗？你承认它们都很经典吗？
这些电影既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又有新颖脱俗的艺术魅力，能将深刻的思想内容、缜密的情节结构、精细的人物刻画、优美的抒情色彩和清新的诗的意境融会在一起。
功力不凡的导演正是大名鼎鼎的谢铁骊。
谢铁骊也是一个铁军少年。
1938年，十三岁的他，就跟随哥哥姐姐参加了淮阴的歌咏和戏剧活动，宣传抗日。十五岁进入新四军淮海军政干部学校，学习革命的基本理论，奠定了他的人生观。1942年进入新四军三师十旅的战旗剧社。
从导演苏联考涅楚克的话剧《前线》到导演《暴风骤雨》，从创作反映军民鱼水情的《吹灯》到导演《早春二月》，谢铁骊整整努力了二十多个年头。六十年代以后导演的《智取威虎山》、《海霞》、《知音》、《包氏父子》，到《红楼梦》六集，可谓硕果累累，成为了我国一代的名导演。
谢铁骊采访同期声：
没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些艰苦岁月的磨练，没有新四军这所大学校的培养，就没有谢铁骊。
著名音乐家吕其明是个名副其实的铁军娃娃。
1940年吕其明才十岁。父亲吕惠生时任仪征抗日民主县政府县长。母亲带着十二岁的姐姐、八岁的弟弟、三岁的妹妹和他住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半塔集。新四军二师的“抗敌剧团”排演三幕歌剧《农村曲》需要小演员，来人动员他和姐姐参军到剧团工作。母亲拿不定主意，父亲一锤定音：“参军是好事，让孩子到艰苦环境中去锻炼。”
新四军二师活动地区是津浦路东，处于敌伪顽匪的夹击之中，日寇频繁“扫荡”，环境非常严酷，生活十分艰苦。十岁的孩子跟大人一样吃的玉米面、绿豆、番薯。身上、头发里长着虱子。但剧团的大哥大姐关爱着他，帮他洗头、洗澡、洗衣服，教他学文化、学唱歌、跳舞、拉二胡。很快聪明的吕其明就完全胜任了《农村曲》里的角色。
新四军老战士章亿的采访同期声：
当第三幕吕其明同志饰演的一个逃难的小孩上场时，群众的情绪更加激愤。当时他只有十岁左右。那可爱又可怜的形象，激起了群众极大的同情。
让吕其明难忘的是，一次剧团开进了一个刚被鬼子焚烧的村庄，新四军文艺战士立即帮老乡扑灭了大火，并搭好舞台，拉起幕布为群众演出《农村曲》。演出的过程中，台上台下泣不乘声。当演员们唱起“种子下地会发芽，仇恨入心也生根，不把敌人杀干净，海水也洗不清这心头恨”时，更激起了群众抗日救国的激情和决心。几个小伙子跳上台来要求参军。吕其明象一下子长大了。
铁军娃娃吕其明有幸得到了两个好老师。
大音乐家贺绿汀于1942年春夏之交从上海来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这可是著名的《游击队员之歌》的作者呀！
此时的吕其明已经过抗大八分校文化队的学习，完全迷上了音乐。
在贺绿汀老师来团指导工作的日子里，吕其明如饥似渴地学习，认真地参加贺绿汀老师亲自指挥排练的合唱《一九四二年前奏曲》、《胜利进行曲》。
一天晚上，吕其明轻轻地来到村头，坐在树下，贪婪地聆听贺绿汀老师拉小提琴，特别是当贺老师拉贝多芬的《小步舞曲》时，吕其明感到，那美妙的旋律不是来自贺老师的指尖，而是流淌在贺老师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