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花边集
网络版
板桥雪
（一）文革花边集
花边之一：文革初起
1）刘少奇的书：1965年，我进入南京板桥一所军校学习（944），学了一年英语，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记不清是在1966年的5月、还是6月，系里通知让大家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上交。我自己也有一本，还是从北京带来的。在中学，我就看过。到部队肯定要争取入党的，所以这本书是必须学的。当时在我的印象中，刘少奇的地位虽然比不上毛主席，也差不多了。毛、刘、周、朱、陈、林、邓，听说刘已经内定是毛的接班人。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对于突然要上交刘的书，很是纳闷。当我把书交到班主任曲元淮手里时，随便说了一句：“这大概是要突出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吧？”曲没有说话，只是诡秘地一笑。两年以后，当我因“反林彪、江青问题”被班里批斗时，曲元淮突然说：“我揭发一件事情！．．．”，于是就把我曾经说过的那句话，揭发出来。并且说：“他讲那样的话，反映出对打倒刘少奇不满！．．．”。这一下，群众喊起来了：“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打倒刘少奇！”就这样，我的罪状里头，又多了一条。不过还好，后来定性时，没有算上这条，算是网开一面了。
2）指导员的心愿：66年，军委10．5“紧急指示”之后，军队院校也和地方大学一样开始搞“四大”，学员们结束了在北京“学习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大家各奔东西，开始“大串联”。我班指导员钟德宏已经没人理，可怜巴巴的。他看我有照相机，于是提出来想在天安门照张像。我虽然有些不情愿（想早点离开），但还是同意了。那时北京比较冷，一早我们就去了天安门，给他照了几张。没想到，冲洗时胶卷断裂。照相馆解释说，是胶卷质量问题，加上天气冷的缘故。这位老军人，可能是第一次来北京照相，却没照成，我为此至今感到内疚。1978年，我平反回到南京944，晚上住在招待所，他还专门来看我，我很感动。后来听说他得癌症，很早就去世了。
3）北京办事处：66年11月初，当时944还没有成立“红总”，但已经形成运动的领导核心。为了了解北京运动情况，决定在北京建立办事处。各系派一人，三系是我，四系欧志才，五系董冲，一系高金祥，高是组长。办事处设在某军队大院，我们接待了几次944来人，也联系RB和“总参文革”。我也参加了军队院校和944在京的一些活动。在办事处里，也分为两派。我和董冲是“稳健派”，高与欧是“激进派”。董那时是比较保守的，他坚持说，批斗坏人，要有足够证据，现在没有证据就打倒，太不严肃。这可能与他爸被冲击有关。他对我很好，还带我去他家。我在“批罗瑞卿大会”看台上的照片，就是他拍摄的。后来，他居然坚持留在“红总”里，我真想不通。我退伍后到密云铁厂，唯一来找我外调的，就是调查董冲。我没有说他有政治问题，也不知道他后来在“红总”干了啥。但是，不讲两句也过不去（我还没平反呢）。于是我讲，听说董生活作风不太好，但怎么不好，具体不清楚。就这样敷衍过去了。
4）肖华问题：我在办事处做的最大一件事，就是通报肖华问题。一天，看到一张大字报，是传达江青讲话。她说毛主席批评肖是“绅士”，不是什么“红小鬼”，要坚决打倒。于是，我连忙抄下来，连夜通过军内电话传回944，944也连夜广播出去了。
5）给老帅提意见：66年11月，老帅们再次在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院校学员，即发生了“兽医大学”李吉才写条子给叶帅、抵制大会的事件。当天晚上，“总参文革”召开座谈会，讨论对叶帅讲话的认识。大家基本上是讲拥护的。但是，我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觉得应该允许我们学员提出不同意见，不能压制民主。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比较“左”的。
6）和刘少文握手：记得66年我随滕延震、蔡敦化等人，去过几次RB和总参文革。也受到刘少文和张挺接见。至于为什么去，现在已经记不清。只记的有一次，刘少文来了。由于在66年春节，我父亲带我去RB看望过他，所以在接见时，他认出了我，还和我握手，说了几句话。此事后来被“红总”利用了，在刘少文被打倒后，成为了我的“罪状”之一。
7）办事处撤消：67年944发生了“1．26事件”（即944被外来“造反派”打砸抢），高金祥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张海报，详细描述了事件过程。大标题好像是：“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董冲总是和高对着干，他不同意草率下结论，说要回去了解情况再说。很快，又发生了“红总”冲击南京军区领导机关事件，我们接到944命令（此时办事处已经接受“红总”领导了），于是就结束了长达两个月的办事处工作，回南京了。
花边之二：派性斗争
1）两派的形成：
2）“总参文革”接见：在67年夏天，我和蒋雷、刘惠成等，与“总参文革”负责人宋武官见过一次。当时因为刘少文也被审查了，所以宋的表态十分谨慎。他既没有明确批评“红总”，也没有明确支持我们。说实话，我当时对宋不太满意。现在想起来，在当时全国掀起“抓军内一小撮”的严重形势下，他能够接见我们，就是一种支持了。其实，真正支持我们的领导干部，是944傅副政委。真正把握了944文革大局的，也是他。他既抵制了极左思潮，同时也保护了大多数学员和干部（包括“红总”的干部和学员）；我们也因为他，少犯了一些错误。
3）神秘延震：从66年11月底——67年2月，我在北京办事处，见过几次滕延震。当时是到RB、52所和三座门，找领导告状。延震给我的印象是很神秘。我看见他军大衣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后来看见是个小型录音机，估计是从944录音室借出来的。可能他需要把领导接见时的讲话录下来吧。
后来再见延震，是在67年8月。当时全国掀起了“抓军内一小撮”的反军浪潮，南京造反派也把矛头指向了许世友。大概8月底，我和蒋雷、刘惠成来到北京景山公园，与延震等人开了一次会。延震很神秘地说：“现在形势很紧张，红总冲击了RB，刘少文也被撤职了。不过听说毛主席不同意“抓军内一小撮”，说要‘还我长城’！”果然，“王、关、戚”三个“四人帮”的打手和反军浪潮，很快就被压下去了。我们也迅速赶回944，给大家鼓劲儿。可以说这次会议，使我们“星总”抵制极左思潮的自觉性进一步提高了。
4）如此病友：67年夏天，我因为胃病，住进了944的医院。不知是否有人故意安排，李道仁（“红总”小头头）也住进了我的病房。结果可想而知，两个人时常争论，甚至吵架。当时我还在“红总”里，但已经成为少数派（保军派），立场也很明确了。没过多久，听到广播里传来了“红总”的决定，把我和周发等人开除了（蒋雷、刘惠成开除的更早）。现在想起来，那次住院哪儿是看病啊？简直是找病！
5）我家成为接待站：从67年夏天开始，我在六铺坑的家（周家），成为了“星总”的“北京接待站”。不少人都去住过，延震和三齐也去过。那里距离三齐家不远，所以我们经常在两地之间来回走动。周家有四个房间，所以就单独空出一间给同学来住，最多时能住四人。周家老大比我大一岁，也高一届，是“北外”学印尼语的。他是文革初期“北外”的造反派头头，后来有人比他还“左”，周伯伯也被审查了，他就消沉了。虽然我已经与周家分手了，但是周家对我们“星总”的支持，还是值得回忆的。
6）“白鸡宴”：67年8、9月份，我和蒋雷、刘惠成已经不能在944露面，一出来就挨打，只能躲在五系地下室。于国建、王军校、沈松泉、钱云芝、金平显、靖其祥等，在那里还有一定控制能力，保护着我们。每天吃饭，是由他们给我们带回来，无非是馒头、咸菜。一天，我们开玩笑说，能从座山雕那里搞一只鸡来，多好哇！谁知道蒋雷的铁哥们儿张家榕（YT的）认了真，真的去老乡家弄来一只鸡，而且已经杀好。于是就拿电炉来烧。可是没有水呀！当时学校里经常停水。不知谁想到了厕所的水箱，于是搞来一盆水。鸡还没有煮熟，就可以闻到香味了！可是又没有盐，不管那么多了，大家就开始撕下了还没熟的鸡腿、鸡头。很快，一只没有咸味的白鸡就不见踪影啦！
7）秘见张英：为了响应毛主席关于解放干部、实行“三结合”的指示，我们贴出了“张院长可以挽救”的大字报，署名“白毛女”。这一下可不得了，“红总”彻底疯了！他们到处寻找“白毛女”，并且更加疯狂地折磨张院长。我们也想到，这件事会给张英造成更大压力。我们尤其怕他吃不消，会出什么意外。于是商量办法，认为需要当面安慰他一下。蒋雷和刘惠成是头面人物，不便出面，而我的目标还小一些。于是决定由我去见他。会见是蒋雷安排的，他联系了“红总”内部的内线，在内线负责看管张英的晚上，我秘密潜入张在四系的住房。进去一看，窗子和门都被黑布挡着。我向张说明来意，他开始不相信，后来我提到署名“白毛女”的大字报，并说我和蒋雷、刘惠成就是“白毛女”，我们“星总”支持他出来工作。并嘱咐他要保护好自己，不要想不开，要坚强。看到我说的那么真情（我生平第一次给一位少将做思想工作），他相信了，仿佛要哭出来（他的表情是难以言状的）。我和他说话，两人都是站着，他一直向我弯着腰，不敢抬头。最后他说了一句：“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8）我忽略了暗号：在67年夏天，我住在三系教室楼的一间录音房中，大门很厚，外面人很难撬开。当时，我们敲门是有暗号的：三长两短。就是先慢慢敲三下，然后再快敲两下。一天，我在聚精会神地写东西，听见好像有人敲门，不加思索地去开门，却忘记了暗号的事。门一开，是王新民，后面一群红总310的人，我“被捕”了。在被带往五系宿舍楼时，路过操场。当时天已经黑了，当我跨过路边排水沟时，我把口袋里的一个小笔记本扔了进去，因为上面记录着许多“星总”的秘密和人员地址等。等他们把我打了一顿后，又把我放了。我假装回三系去，然后又悄悄返回五系楼旁的排水沟，找到了小本子。
花边之三：文革花絮
1）苏州人打不起来：67年秋天，我和惠成逃到苏州蒋雷家避难。我第一次到苏州，觉得那里的房子也小，街道也小，公园也小，山石也小。简直就是一个小人国！再说人，虽然苏州的文革也闹的可以，到处是标语。但是，看到苏州人吵架，却十分文雅，声音也小，动作也小，细声细气，就像是两个熟人在谈家务事！在北方人眼里，苏州绝对打不起来。令我难忘的是那里的早餐，一碗汤圆，咬一口才知道，里面是又甜又咸的肉丸子！很好吃。一毛钱一盒的豆付干，更是美味。就连虎丘山上老道煮的阳春面，虽然只有一把葱花，也是十分清香的！
2）尴尬的见面：68年夏天来了，我已被揪出来了。到三系食堂吃饭，先要在毛主席像前“请罪”，然后坐下来吃饭。谁也不敢与我在一起吃饭，所以我用的是“专桌”。一天，我刚坐下来，抬头一看，一位身穿白色裙装的女孩站在我的面前——蒋露！（她因为父亲被“冲击”而退伍，只能来找哥哥蒋雷）。她向我点点头，我也勉强地笑了一下，双方谁也没有说话。她是背对着大家的，而我是面向同学的，只觉得许多人的目光，都投向到了我的方向。当然，她只是来向我问候一声，就离开了。也许，这是蒋雷故意安排的；也许，是她自己执意要这样做的。不管怎样，那顿饭对于我来说，绝对是不知道咸淡的！
3）探监：大概是在69的春天，我还关在牛棚。不过我的“认罪检查”已经通过了，但还没有放出来。一天，看管我的人，叫我下楼去。我走到了办公室，一进门看见两个人，一男一女，似乎是来看望我的。男的是同学资红南，女的不认识。我们坐下来，我不知他们来意，也不便说什么。还是红南先开口，不过只是问我情况，让我注意身体。女孩的气质不错，也很端庄，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估计是陪红南一起来的。我放出去以后，向蒋雷提到此事，才知道那女孩姓陈。在那种情况下，他们敢来看我，令人感动！（实际上，在我“落难”的时候，有不少同学帮助过我，包括周发、张克中等）
4）逃过劫难：我在“小老头网站”上发表的文革照片，以及近期发给同学们的照片，能够保存下来是不容易的。在我的问题刚刚出来时，我的宿舍就被抄了，一些珍贵的照片和资料被抄走。还好，我的底片放在另外的地方，所以才保留了大部分。爱照相，是向母亲学的。在解放前地下工作中，她学会使用微型相机、冲洗和放大，家里有暗室。还学会秘写和翻译密码，她以记者身份，外出工作。
最早同意为我保存相册的，是五系的德语教员李爱华。他把我的一只皮箱搬到他家去了。后来，为了保险，我把皮箱给了曹思烈，带回北京了。皮箱也是文物，是香港两航起义的飞行员留下来的，可惜已经破旧不堪了。回北京后，几次搬家，皮箱没有保存下来，但大部分照片和底片逃过了劫难。
花边之四：牛棚轶事
1）于昌然：在进牛棚之前，我被“群众专政”，关在四系一个小屋。“红总”经常来人，打我一顿。徐X、还有小胡子（可能叫徐XX），打的最狠。在后来的几年中，我的面部神经时常抽搐，时间长了就好了。为了保护我，后来就进了牛棚。开始进去很不习惯，周围全是“牛鬼蛇神”和“走资派”，只有我一个学员。一次劳动，教日语的于昌然，很神秘地对我讲：“你的事我知道，没关系，我见的多了！我在日本加入日本共产党，见过河上肇（日共创始人）。说我是特务，有什么证据？我们要坚持斗争！”后来我跟他很好，还经常相互鼓励，给我很大安慰。我开始认识到，我们过去那样对待老教授们，实在不应该。那年，我22岁，他66岁。
2）王志涵：在牛棚里，王教授是最爱护我的一位，简直就像是父亲。他看我总是不服气，时不时还和李家瓛顶撞，就私下里劝慰我。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到了父亲般的慈爱。他还说：“我年轻时啊，跟你一样！”他在德国留学时，正赶上“二战”爆发，德国学生经常欺负中国学生。一次，王教授气不过，就和德国同学打起来，双方还动了刀子，受了伤。他说这些，是一种变相的规劝，意思是年轻人爱冲动，要学会克制自己的感情。后来，我真的平静下来，还时不时地与他说笑话。我最记得他的笑容：既想笑，又不敢笑。于是，他的嘴角向上，是在笑；而眼睛没有动，保持严肃！我永远记得老人那慈祥而又滑稽的笑脸！
3）李家瓛：李是李鸿章的后代，现在说李鸿章也有贡献，可文革中绝对是卖国贼的代表人物。李是我在牛棚中的小组长，我当然对他很不客气，时常顶撞他，他也对我狠巴巴的。后来听了王教授的劝告，我也就不和他计较了。最近，我在“小老头网站”留言板上，看到香港凤凰台记者留言，说是看到王拓关于李家瓛的文章，想与王拓联系采访。不是采访王拓，而是要采访李的夫人刘明珍，因为她是上海火柴大王刘鸿生的妹妹，据说他是爱国资本家。同时还想采访李家瓛的儿子。我与王拓联系了，怕他不愿意接触。后来王拓表示可以，于是就把王拓电话留在小老头留言板上了，也不知道那位记者看到没有？
4）王耀华：王在文革中，是“星总”痛恨的干部，因为他是“红总”的铁杆支持者。在牛棚里，我自然和他没话可说。一次，学校的用水出现困难，原来是从学校墙外抽水的水泵坏了。水泵泡在河水里，虽然不深，但那是冬天，河水很凉。于是，牛棚就找了几个人，去拉水泵。可是，水泵被什么东西缠住了，拉不上来。不得不让人下水，我是唯一年轻的，当然是该我下水。我正要脱棉衣，王耀华突然拦住我说：“我的身体好，我下！”只见他喝了一口二锅头，就下去了。他身手很敏捷，看来在农村干过活，很快就排除了故障，确实比我强。事后，我有些感动，还是老革命啊！2000年，在北纬饭店搞春节聚会，我专门与李增魁说，要请王耀华夫妇来参加，他们很高兴地来了。应该说，那是一次超越历史的聚会！
5）蒋雷到底是什么人？我的事，牵扯到的人很多。可最受影响的，要算蒋雷啦。在牛棚里，专案组时常要我交代，蒋雷是否与我一起议论过林彪、江青？我当然是说，我那封有问题的信是家信，与同学无关！后来，我为了掩护一下蒋雷，造成我与他的关系并不“铁”的印象，就在一张草稿纸上，随便写了一句：“蒋雷到底是什么人？”这原本是在恶作剧，制造假象；可是不巧，被王冠勋看到了。事后知道，当时他很紧张，并告诉蒋雷要做准备！后来，我出来以后，向蒋雷谈到此事，都大笑起来。当时蒋雷还说了一句：“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6）平反：1978年的春天或者是秋天，我当时在首钢设计院工作。一天，单位给了我一份944的电报：“请于X月X日前，到本院参加平反大会，如不能参加，也请回复。”一下子，设计院就传开了，大家都为我高兴。当我走出南京火车站，蒋雷和惠成已经等在那里。第二天，我参加了平反大会。大礼堂还是原来的样子，当我和一群“老牛”走进会场，掌声响起来了，我仿佛在穿过一条“时空隧道”。我们被安排在前排就坐。当时是张恒业执政，被平反的有老教授、老干部，也有少数学员。除了我，还有王新民。据说，他也因为说了江青的坏话，被打成反革命。当我们退场时，有一位不认识的女军人，老远从座位上站起来和我握手，大概是医务室的。晚上，不少人到招待所来看我，蒋雷也在。晚餐时，我又与那群牛棚的“棚友”坐在一起吃饭了，老教授们又老了十岁啊！第二天，我和蒋雷一起离开944，同车离开的，还有王新民等。他简直变了个人，那么和蔼，完全没有了当年的“威风”！到了南京，我和蒋雷先下车，当我走出车门时，我向王新民说了句：“再见了，老王！”，我似乎是在和那段历史告别，他也轻声说：“再见”。
7）一份纪念：从牛棚出来后，我曾经给张英写信，希望能留在部队，而且提出去军队农场或马场工作也行。为什么不愿意回北京？两个原因：一是怕挨斗；二是无家可回。因为周家认为，是我连累了他们，对我一反常态。我父亲早已另外组建家庭，没有我的地方。但是张英没有帮忙，看来我肯定要离开部队了。我想有一份纪念，就找蒋雷说，能不能把毛主席接见的照片送给我？蒋雷说想想办法吧。过了几天，蒋雷给了我一卷长幅照片，它记录了那段历史，我保留至今。蒋雷说，这是王冠勋想办法搞出来的。哥们儿啊！
（左起：姚文元、江青、刘伯承、陈伯达、林彪、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李富春、陈毅）
（左起：贾玉波、蒋雷、谢庆、唐学仕、郭常义、丁辛豪、袁云宵）
花边之五：逝者如斯
1）没见过这样的老师：每次我从密云回来，都要去郭永新家，在宣武门东的大杂院里。一次，我看到王志涵也在。原来永新复员后，先到工厂，但他干不下去，就想回RB。没有外语怎么行？于是就请王教授来教德语。老人每周要来几次，他住在东四，可不近啊！学生不上老师门，反而是老师上门施教，还不要一分钱，没见过呀！大概学了一年，南京二外校上马了，反聘王教授去南京，课就停了。至于他学的如何？我后来到设计院后，学过一些德文和日文，能勉强翻译文章。一次，我拿他的课本读了一段，他立即纠正我的发音，听上去还挺有德国味儿的，到底是延震、三齐的老师教的呀！
2）刘志文：上一回说到我“被捕”的事儿，出来以后，“星总”几个人来看我，脸也打肿了。刘志文也来了，他气愤地一挥拳头，说了一句：“咱也是爷们儿！”，我的印象很深。我“反林、江”的事出来以后，我只能晚上出来走走。一次我走进三系教室楼，里面空空的。突然我看见一个人走过来，连忙躲进厕所，假装大便。来人似乎发现了我，我想坏了。只听那人在问：“几点啦？”一听是刘志文，但我也不敢暴露。于是故意用很粗的声音回答：“十点”。后来一想，我当时真的成了“白毛女”，东躲西藏，我遇到的幸亏不是“黄世仁”！
在我退伍到密云炼铁厂时，我是按照工人待遇领工资的，有政治问题嘛！一开始是一级工，34．5元/月。后来8341部队的两年兵，一来就是二级工，40．7元/月。说不过去了，就把我也调成二级工了。当了两年二级工，林彪死了，北京“四医大”等院校的复员兵开始闹，我和李增魁、甄林也参加了。当时在厂桥大院门口贴了大字报（还是李增魁让我起草的）。结果军委下了文件，同意军队院校的毕业生，享受地方院校的同等对待。甄林见到我说：“你的问题也不算什么啦！”
如果要调成干部级，需要证明。于是我给刘志文写了封信，他很快回信了，是用普通信纸写的，但有RB干部部的公章，管用啦！先是调成23级干部（49元），后来调成22级（56元）。工友见了我说：“哎呀！将来我的孩子，还得上大学呀！”
刘志
1981年我第二次去美国之前，去过刘志文家。他当时似乎很不开心，可能觉得像我这样的人也出国了，他却不能，不平衡了。
3）王军校：对王军校，了解的人不多。他的脾气大，个性强，一般人很难与他打交道。由于他和沈松泉保护了我和蒋雷，所以关系逐渐密切起来。不过，他自尊心很强，说不好哪句话不对，他就不高兴了。他看不起干部子弟，对我还好，因为我很少讲家里的事。他爱人是“四医大”的小姜，是个很好的军医，去过944。当时枣林几个人见到了，老远就起哄，王军校很生气，对我说：“将来非杀了他们不可！”还把这笔账算在蒋雷头上了，蒋雷哭笑不得。毕业后，他们夫妇一起去了新疆军区。每次路过北京回东北老家，我都要从密云回来，给他们安排在我父亲家住。1970年春节，我到沈阳我姨家过年，还把北京带去的一块肉提上，去他农村老家看望他父母和孩子。后来，我们的关系破裂了。原因是他过分地在我面前夸大其词，说小姜要害死他！我不相信，他还要死要活的向我“控诉”。滑稽的是，没过多久，小姜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我很不高兴，就不理他了。后来小姜向我解释，他是因为有病，已经是癌症晚期了。有几次，小姜在家里做饭，发现他站在身后，手里还提着把菜刀！虎视眈眈的。是不是怕他死后，小姜会嫁人啊？小姜并没有辜负他，四十多岁守寡，快二十年了，至今未嫁，全部身心都给了儿子和孙子。
4）沈松泉：松泉是我最难以描绘的人，因为太矛盾了。他成为我的朋友，开始的过程与王军校一样。但是，他却更加执着，后来几乎与我形影不离，简直成了我的“保镖”。再后来，连我的爱好，他也学。在我家住了没几天，他居然能够学会拉两首有难度的手风琴曲了！他天生聪明，王军校说，刚进学院时松泉就问：“学几门外语？”他学印地语，跟玩儿似的，过目不忘，毫不费力。他每次从西藏回来探亲，根本不回家，就到北京来找我，然后回部队。后来他复员回了杭州。一次，我到父亲家，见我父亲得意洋洋的，他刚从上海回来。我问他高兴什么？他说他给上海的老朋友找了个女婿。他老朋友的女儿和我一样，也生在重庆，所以我叫庆，她叫渝。她大我两个月，就叫渝姐吧。她是个才女，好像还比我高一届，文革中在“北航”。他父亲本来想把她许给我，可是那时我已经认识小蔡，也是我父亲介绍的啊！不好办了。我父亲把地下工作的那套又搬出来了：移花接木，他居然想到了松泉！把松泉从杭州叫来上海，人家一看是我的同学，气质也不差，就把他当成我啦！没几天就办了喜事，结婚了！我一听，马上跟我父亲翻脸了。我说：松泉和渝姐不合适！两人性格完全不同啊！我爸诧异道：不是你的好朋友吗？我说，朋友和婚姻是
1995年的秋天，是我再次“倒霉”的时候。当时我在中国有色进出口北京分公司当经理，发现女会计贪污，就举报到检察院了。她也神通广大，找到我的上级，上级就要我撤诉，不要追究。我不干，就顶起来。我被撤了职，差点开除党籍。后来法院审理罪行成立，还判了刑。但我也呆不下去了，于是就离开北京市，去了中国有色总公司。就在我被撤职时，我接到一个电话，松泉来北京了。他想要些进口“许可证”，做生意。我无法向他解释当时的处境，就推说有事，以后再联系，但是他再也没有露面。就这样，断了线的风筝，飞走了。前几天，李晓林找我联系松泉，说五系的同学想找他。其实，我也想找他，总是同学一场啊，应该解释一下呀！
5）曹思烈：再说说老曹。在文革中，他冒险保护我的事，大家都知道。除了蒋雷以外，因为我而被人贴大字报的，他也是一个。一天，我正在四系门口“劳改”，扫马路。他从后面路过，低着头，自言自语地说着要去的部队：“去27军，就27军吧”，算是向我告别了。王晋南也是这种方式告别的，我从食堂回宿舍，胸前还挂着“反革命”的牌子，听见有人在四系二楼窗口说话，也是说部队编号：“去60军”，一看是晋南。老曹的女朋友叫田飞，由于身体不好，老曹家里不同意。他很忧郁，但是没办法呀！他让我把她的信件和照片，还给小田。小田强忍着痛苦收下，还把一张她的照片转送给我。还说起她弟弟刚刚因病去世，临死前要再看一眼毛主席像！这就是我们那代人啊。他父母去世早，父亲原来也是高干。我回密云后，她给我写信，说她的一个病友（女孩），也喜欢音乐，希望和我交朋友。我说已经有小蔡了，其实八字还没一撇。听说田飞很不幸，虽然结了婚，但去世很早，留下了一对双胞胎。老曹去世后，我给她夫人寄过一万元，算是给老曹女儿的，我欠老曹的太多啦！
6）孙文江：1967年8 — 9月份，944实在呆不下去，我和刘惠成逃到苏州蒋雷家。一天，我们还没起床，只听“哗啦”一声，我和惠成睡的大床塌了。惠成说了一句：“今天是不是不吉利呀？”我说：“你真迷信！”我们刚爬起来，只见大门一开，沈松泉闯了进来。他是从南京刚赶到，铁青着脸说：“小孙死了！”。于是简单说了经过。惠成一拍大腿：“你看，床塌了，就是先兆！”因为小孙是我们的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卧底”。他经常偷偷告诉我们一些关于HZ的情况，我还叮嘱他要千万小心，不要暴露。后来听说，贾XX借口打他很凶，受不了了，自尽了。是否真的是自尽，已无法查验，后事完全是HZ一手遮天处理的。我至今怀疑，是否HZ知道了小孙与我们的关系，借贾的手，把他逼死了。对此，我有些内疚，没有保护好他，更没有为他申冤！我一直想到南京找到他的坟，看看他。我在“小老头网站”上有篇文章，还画了他的遗像，纪念他——南京的一位孤儿！
花边之六：柳暗花明
1）无家可归：我回到北京，周家非常冷淡。我就离开了，除了背包，只带走了我的手风琴。住哪儿？身上只有80元退伍费。我从35中参的军，只能去西城复转办。一开始，他们对我还不错，听说我没有家，就让我住他们后院的破平房了，总算有家啦！可是，第二天他们就翻脸了。看了档案，原来是“反革命”！于是严厉训斥了我一顿，要我好好改造。我说，我能不能分配去内蒙建设兵团（我弟在那儿）？那个女干部说，你还想去边境？想干嘛！我又说，那就让我去郊区煤矿挖煤吧。她说，密云有个炼铁厂刚上马，你去那儿吧。我说，那好，我去！这时她终于露出了一丝微笑。
2）密云是个好地方：我说密云好，不完全是因为那里的山美水美，而是另有原因。一开始，我去铁厂时担心被批斗，后来发现去那里的有不少是文革中“有问题”的复员军人，“反江青”的就有好几个。还有一些将军子女。比如谭政大将的儿子谭泽代，海军刘道生中将的儿子刘海云，总政陈其通少将的女儿陈眯眯。她是“军艺”学舞蹈的，长的不错，追她的复员军人排成了队，海陆空军的都有，但没一个成的。我拉手风琴，她自然也常来找我听琴，不过她一来，后面的男朋友就跟来了，不看着不行啊！谭泽代也总找我，他很苦闷。他是密云796部队院校的学员，因父亲问题复员了。后来我去了首钢设计院，他更孤独了。于是我就说服设计院，把他也调到了设计院，这下他可以经常去看望谭政了。所以他很感谢我，至今还与我联系。正因为铁厂有问题的人多，我就轻松多了，于是就开始安心自学英文、日文，这为我后来的“复出”，奠定了基础。
3）“9．13事件”：大概是在1971年国庆节前后，我爸叫我回北京。一进门，他就把我领进一个小房间，压低声音说：“听说．．．，林彪出事了！”他的表情很平静，大概是怕我激动。他接着说：“好像．．．，他已经叛逃了。”他又补充了一句：“这个情况不确切，千万不要对外讲出去！！”天哪！我一下子觉得，我好像要飞起来！我还是我吗？闹了半天，我还是原来的我，不是什么“反革命”啊！要知道，林是毛的接班人，是写进党章、宪法的呀！我的“反革命”的帽子是摘不掉的。如果我仅仅只有“反江青”的问题，那就不算什么啦！一回密云，我就憋不住了，于是把消息告诉了几个“有问题”的复员军人，他们开始都不信：“不是你小子做梦吧？”
4）“天安门事件”：1976年清明节前，我和设计院的一些人，也到天安门给总理送了花圈。林彪死了以后，我的胆子大了许多。那时小蔡还在北京体院上学，我也带她去了天安门，她一到广场就哭了。这傻丫头，后来还和同学说了，结果被告发了，学校要她写检查。她毕业时，幸亏四人帮倒了，否则留北京就困难了（她就是为我从体工队来上学的）。“天安门事件”发生前后，北京市政府对广场的花圈和人员进行了清理。就在那两天，我也骑车去了天安门，好像我的魂在那里。一到广场，就听见广播吴德讲话录音：“．．．请大家立即离开广场，不要逗留，否则．．．。”广场上的人已经很少，我一看不好，赶快离开了。看了下手表，大概是23：00左右。第二天听人说，昨晚24：00开始清场，没走的人都被抓了。
5）打倒四人帮：在四人帮倒台前，谭政已经解放了，住在京西宾馆。泽代和妹妹也陪父亲一起住。1976年国庆节后的一天，他急匆匆到宿舍来找我。一进门就说：“告诉你一个消息，江青被抓起来啦！好像还不止她一个人，可能还有张春桥。”我说，消息可靠吗？他说：“京西宾馆里头都传遍了，老家伙们还喝了酒，可高兴啦！”他知道我有“反江青”问题，所以急着告诉了我。当时还没有“四人帮”这个说法，只是说“上海帮”。不久，小谭也回了部队，去了空军。还问我回不回去，可以给我安排。我说算了。其实，我爸也问过我，想通过刘少文说说，回部队。但是，我没有动心。事实证明不回是对的，如果回部队，我的外语不行，只能做行政工作。留在地方上，就是宝贝了。1978年，我就开始接待瑞典工业代表团了，由于我在冶金行业干了多年，业务熟悉，所以很快就是个不错的冶金专业翻译了。1980年开始出国，美国去了十次，欧洲、南美、日本，南亚，都去了。后来又学习了美国经济法（哈佛教授英语授课班一年）、管理学（经贸大学）、计算机编程等，也算是复合型人才了。大家总说，文革耽误了一代人，从宏观上讲是这样；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得到的要比失去的多。
花边之七：个人文革履历
（从1966年6月——1969年7月）：
66年6——8月：给教员写过小字报。
66年8月：担任“卞良英专案组”三系代表。
66年9——11月：集体上北京、回南京抄家、大串联。
66年11月——12月：担任“红联”驻京办事处成员。
67年1月——2月：担任“红总”驻京办事处成员。
67年2月——5月：“红总”内少数派（保军派）之一。
67年5月：被“红总”开除，同时参加“星总”。
67年11月：参加大联合谈判、“星总”代表。
68年1月：参加“总参毛著四代会”旁听，接受毛主席接见。
68年2月：赴凭祥，申请去越南参战（未批准）。
68年3月——5月：退出运动，待审查。
68年5月——6月：被群众专政，“现行反革命”分子。
68年6月——69年4月：被编入“牛棚”、李家瓛小组。
69年4月——6月：出棚后，编入学习班一班六组。
69年7月：按战士退伍，开除团籍（缓期执行）。
78年初：平反。
花边之八：944大事记主线（1966——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