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常委知青化有感
十八大产生的党中央新班子共有七名常委，其中有五位曾经是插队知青或在农牧区锻炼过，比例高达71%；而这个比例在十七届中常委的九人中，仅占22%。
现在的年轻人对于“知青”是没有概念的，以为就是到农村参加劳动而已，过几年就可以回到城市。其实不然，无论是到农村插队，还是去生产建设兵团，都是要注销城市户口和粮食关系的（不再发粮票），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是很难再回城的。后来允许部分知青回城，但是工作也很难安排。
同时，到农村插队和去建设兵团又有很大区别。凡是去建设兵团的，一般不发愁吃穿，因为有固定工资（尽管很少），属于准军事编制（我弟弟也是建设兵团的知青，现在还保留着北京军区印发给他的“通知书”，上面写着：“批准你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特此通知”。）而到农村插队的，就与农民一样，没有工资，要靠参加劳动挣工分，才能有饭吃。所以，他们往往要由城里的亲属接济，才能不挨饿。还有一个区别在于，在建设兵团的年限视同于“军龄”，今后回城工作可以视为工龄。而在农村插队的时间，则不被视为“工龄”，这个差别就很大。尤其对于同样来自城市的知青来说，心理上的伤害和委屈，是我们今天的人们体会不到的。
出现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我国城乡经济的二元结构和差别。大家知道，新中国刚成立时，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成建制的军队被派往东北和新疆，组建了生产建设兵团。这些复员军人与企业职工的待遇一样，领取工资和养老金。幸运的是，文革中去建设兵团的知青，也享受了类似的待遇。而到农村或牧区插队的知青，就要差一些了，这是我国城乡差别和二元结构所造成的，而当时的知青们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满怀热情奔赴农村，一心想着如何“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直到上面下来了知青返城政策，才意识到了种种的差别和不公平。
改革开放以后，许多知青向中央提出了诉求，终于在1985年前后落实了政策，将在农村插队的时间视同参加工作的工龄，使这些插队知青得到了一些安慰。
我在文革前就上了大学，并不是知青。我之所以想谈谈知青，是因为十八大的中央领导班子出现了“知青化”的新特点，很值得我们品味。在中常委中，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张德江都是知青（而且都是农村插队知青），刘云山也在农牧区参加过劳动锻炼。尤其是习近平和李克强，他们都在农村呆了四至六年的时间，而且都担任过公社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可以想象，他们不仅在农村吃过苦，而且还担任过农村的基层干部，深知农村的民情。这对于他们今天在中央的工作，无疑是十分宝贵的经验积累。
我们从李克强在记者招待会上的答记者问中，可以看到他鲜明的“知青情结”。例如：
在回答如何缩小贫富差距的问题时，他说：中国存在的最大差距在于城乡与地域的差距。尤其是八亿农民和五亿市民的差距，需要逐步缩小。你看，他在想着农民！
在回答城镇化问题时，他说：搞城镇化不能摊大饼，要大中小城镇，东中西部地区协调进行，尤其要同时推进新农村的建设。你看，他在考虑偏远农村！
在回答深化改革的问题时，他说：现在高等院校中来自农村的孩子偏少，要提高比例，让农村的孩子看到希望。你看，他在牵挂农村孩子的前途！
在新中国初期的干部队伍中，许多是来自农村的；包括毛泽东等老一代领导人在内，他们的农村情结是很深厚的。所以，他们对于如何改善农民生活，发展农业生产等问题一直十分关注。尽管在“大跃进”和“公社化”等问题上，搞的太急、太“左”了，但是他们的愿望是好的。今天，我们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队伍，在学历和知识结构上确实提升了。但是，他们中来自农村的比例不高，曾经在农村插过队，有些农村情结的干部，就显得难能可贵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由这样一批“知青”干部来领导中央工作，符合中国的国情和民心。
有不少人对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持完全否定的看法，我觉得有些偏激了。其实，从建国初期的东北、新疆建设兵团，到五、六十年代出现的一批下乡知识青年（如邢燕子、侯隽、董加耕），都说明“上山下乡”运动早就在文革之前就已经展开，而且初具规模。所以，我们否定文革的错误，不应该否定“上山下乡”。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做法和现象也不应该否定。例如：
样板戏与红色歌曲：这些在文革中盛行的文艺作品，其实在文革以前就存在，并不是文革错误路线的产物。至今许多群众仍然喜欢唱样板戏和红歌，说明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与此相比较，今天流行的一些文艺作品，就显得消沉和不健康，不符合大多数民众的口味。
教育革命：文革初期提出的口号之一是“教育要革命”（批判应试教育）。但不幸的是，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却演变成了“停课闹革命”和完全否定高考制度。从今天我国的教育状况来看，大中小学的“应试教育”问题仍然十分严重，这正是文革初期要纠正的。可见，文革的初衷不能全盘否定，不能在泼脏水时把孩子也倒掉。
“四大”与言论自由：文革中所提倡的所谓“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曾经是群众表达民意的民主形式，不能说不好。但是，后来演变成了无端批判教师和干部的工具，以及群众斗群众的武器，对社会的破坏性很大。任何民主形式都存在两面性，今天的网络也是一样，它可以用来发扬民主和提高社会的信息化水平；但也可能被坏人利用，成为造谣惑众，坑蒙拐骗的工具。所以，文革的错误不在于“四大”这种形式，而在于文革发动者的理论和路线是错误的。
大串联：文革初期，全国各地的学生开始“大串联”，我们大学生也如此。借此机会，我第一次参观了重庆的“渣滓洞”和“白公馆”，还瞻仰了韶山毛泽东故居以及他曾经就读的长沙第一师范。这样的“大串联”对于我们年轻人具有教育意义，如同今天的“红色旅游”。当时有不少学生是徒步行走上千里路，体验红军长征的精神，同时也广泛接触了社会；这与前几年CCTV所组织的“重走长征路”活动，可有一比。我看，文革中的“大串联”如果安排得当，没有什么不好。今天的大、中学生也应该有组织地走向社会，在“红色旅游”和社会实践中陶冶情操。可悲的是，今天的孩子们完全成为了考试的奴隶，他们除了读书和参加补习班之外，又有多少社会实践或参加劳动的机会呢？现在社会上身心不健康的孩子、以及青少年犯罪，是比文革结束前少了，还是多了？
工农兵上大学：文革中虽然取消了高考，但后来实行了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哪儿来回哪儿去”的政策。尽管这项政策存在不足和漏洞，但对于知青和农村孩子实现大学梦，尤其是对于我们今天干部队伍的形成，具有积极意义。李克强讲，要提高农村孩子上大学的比例，我看可以参考文革中的做法，把比较优秀的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孩子推荐到高等院校来学习，但同时应该实行鼓励他们毕业后返回农村和偏远地区工作的政策（类似现在开办的“西藏班”）。
赤脚医生：文革中在农村出现的赤脚医生，曾经是解决农民就医的主要角色，对缓解农村缺医少药困境起到了积极作用，至今在一些农村和偏远地区仍然存在。由于赤脚医生是“半农半医”，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服务态度好，与目前出现的医患关系紧张形成了反差，所以至今还被人们怀念。
我认为，文革中所兴起的唱红歌、样板戏、教育革命、大字报、大串联、上山下乡、赤脚医生和工农兵上大学等做法，并没有什么过错，也不应该成为文革的殉葬品。我们所要批判和否定的，是那些践踏法律和人权的行为和思潮，是文革中所推行的极“左”路线，以及个人崇拜等封建意识。
我从知青、上山下乡扯到了如何看待文革，有些跑题了。不过，新一届中常委的“知青化”现象，又确实与文革有关。它说明，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不仅可以有所作为，而且也可以担当领导国家的大任。他们经历了文革与上山下乡的考验，又在改革开放中积累了知识和经验，我们应该满腔热情地支持他们走上各级领导岗位，让他们把自己在实践中所体验到的酸甜苦辣，化作服务于国家的智慧和正能量，保证人民群众不再经受“折腾之苦”，使老百姓都能实现“小康之梦”。
2013年3月